一個作家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但是卻被祖國政府拒斥──如果發生這樣的事，讀者們通常不會替作家感到遺憾；因為這事恰恰證明了作家擁有不畏權勢的品格。讀者也往往將祖國對作家的指責，視為他們追求普世價值、反抗暴政的勳章。但是，當南非政府指控柯慈（J. M. Coetzee）的小說歧視黑人時，就遠遠不是那麼回事了。南非政府對柯慈的指控，牽涉到該國極為複雜的性別／種族問題。
被政府指責的桂冠作家
假如把所有「被祖國指責的諾貝爾獎作家」一字排開的話，柯慈的政治立場無疑是其中最曖昧的一個。一般說來，桂冠作家被祖國排斥，通常可以置入一個簡單現成的敘事框架，也就是「政府迫害人權、作家替弱勢發聲」。就以21世紀的情況來看──200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穆克（Orhan Pamuk）公開批評土耳其政府掩蓋歷史真相，不願為亞美尼亞大屠殺負責，旋遭檢察官起訴，罪名是「詆毀國格」。這個故事工整符合了前述框架：一個避重就輕的政府、一個打抱不平的作家。2015年的獲獎者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長年批判祖國侵害人權，導致她的作品在祖國成為禁書，相關新聞也不准報導，成為祖國的陌生人。這個故事也符合前述的簡單框架：一個代表了「惡」的政府，與一個憑良心說話的作家。
然而在柯慈的事件裡，指責他的政府，卻不是一般外界眼中的萬惡獨裁者，而是一個長年致力於消除種族不平等的政黨：非洲民族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非洲民族議會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曼德拉（Nelson Mandela）；曼德拉最為人知的故事，是他為了反對惡名昭彰的種族隔離制度（apartheid），遭南非國民黨逮捕，坐了26年的牢。26年歲月，從46歲關到72 歲，曼德拉卻能在獄中保持希望和寬容。在其他的同志努力之下，南非終於在1991年廢止了種族隔離法令，曼德拉也在1993年當選為總統。在曼德拉治理下，南非成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委員會成立的目的，是要追究種族隔離年代的種種暴行，但並不鼓勵「復仇」。加害者只要願意和盤托出真相，坦承自己犯下的所有罪行，交代自己的心路歷程，就可以在委員會的見證之下獲得赦免。「有了真相，才有和解」；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作法，已普遍被奉為轉型正義的典範。
因此，我們可以相當安全地說，非洲民族議會是一個對種族平等作出過巨大貢獻的政黨。當這樣一個政黨批評柯慈小說詆毀黑人，為白人至上主義增添氣焰的時候，我們也就不免懷疑，到底是政府詆毀作家，還是柯慈小說真的出了什麼差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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