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般外行人提到藝術史的時候，想到的可能就是風格的演變、偉大畫家之間的傳承、繪圖技法的進步等等這些藝術史「內部」的問題。但是我最近讀的這本書就告訴我們，要認識藝術史，就不能不認識經濟史和社會史，因為各種社會條件其實決定了人們的眼睛會去注意什麼東西。換句話說，同樣的一幅畫，透過現代人的眼睛和透過十五世紀義大利人的眼睛，所感受到的體驗會非常不同。
這本書叫做 Painting and Experience in fifteenth-century Italy，《十五世紀義大利的繪畫與經驗》。它的作者是倫敦大學的藝術史教授 Michael Baxandall。這本書最早是 1972 出版的，還曾經被選為影響藝術史最重要的 100 本書之一，但就我所知，目前還沒有中文版，所以台灣知道的人大概很少。我原來也不知道這本書，我是在已故的人類學大師 Clifford Geertz 的一篇文章中看到他引述這本書，覺得非常有趣，所以買來看，一看之下果然腦洞大開。
我們先來看一幅畫，這幅畫是 Stefano di Giovanni 的作品，畫名叫做〈聖方濟將他的斗篷贈與一位貧窮士兵〉，St. Francis Giving his Cloak to a Poor Soldier。聖方濟我們知道，他是一個主張禁慾苦修，但是強調要厚待窮人的聖徒。在這幅畫裡，聖方濟把他的斗篷送給了一個窮人。問題來了：聖方濟的斗篷是什麼顏色的？你 Google 一下就會看到，他的斗篷是藍色的。問題又來了：為什麼是藍色的？這個問題就不是那麼好回答了。但是對十五世紀的義大利人來說，聖方濟的斗篷當然是藍色的，想都不必想。
為什麼？這跟當時的生活條件以及技術水平有關。當時所有的顏料當中，金、銀不算的話，最昂貴的顏料叫做 ultramarine，中文叫做「群青」，也就是某一種深藍色。在十五世紀，繪畫不是拿來買賣的，而是由一些王公貴族或者有錢人向畫家訂了畫之後，奉獻給教會用的。你如果訂製了一幅畫要來榮耀上帝，那麼你當然希望在最重要的焦點上要用最好的顏料。
事實上當年那些贊助人，他們對畫家怎樣畫畫、用什麼材料畫畫是很能夠置喙的。Michael Baxandall 去爬梳了很多當年那些贊助人、畫家和經理人之間所簽的合同，他發現這些合同對於畫家的用料規定得非常仔細。比如有的合同上面就規定，聖母瑪利亞的衣服一定要用每盎司四個弗羅林（註：當時流通的貨幣）的群青色，至於身邊的聖徒則只要用每盎司兩個弗羅林的群青色就可以了。而畫家最後交的作品要是沒有用上規定的材料，而是用了次等的材料，那麼畫家可能就要被扣工錢，並且還要繳回材料費。換句話說，在當年的義大利，贊助人比較不像是在購買現代意義上的藝術品，而比較像是在買一些很珍貴的材料，而畫家不過是幫忙把這些材料組裝起來而已。
但是 Michael Baxandall 他也發現，在十五世紀整整 100 年當中，這個現象並不是完全沒有變化。比如他就觀察到，從十五世紀中葉開始，很多合同不再強調畫家必須要用最好的材料來作畫，而是強調必須要由畫家本人（而不是其學徒）來作畫。比如 1445 年，教宗向 Piero della Francesca 訂購了一幅畫，合同裡面就說，教會一方有義務支付 Piero 使用任何他認為適當的材料作畫；至於 Piero 這邊的義務，就是 “no painter may put his hand to the brush other than Piero himself” ──除了 Piero 本人之外，其他畫家都不可以畫！也就是說，到這個時候，贊助人漸漸不再是在購買材料，而是開始在購買大師的手筆。
十五世紀還有另一個也叫 Piero 的畫家，那就是 Piero di Cosimo。他也有一幅名畫叫做〈聖母訪親〉，The Visitation。這幅畫也被我們的作者做了非常有趣的分析。〈聖母訪親〉講的是聖母瑪利亞懷孕之後去拜訪他的表姊以利沙伯，而這時候以利沙伯剛好也懷孕了，所以這是一場兩位孕婦的會面，聖經裡面有紀載這個故事。但是我們看到在 Piero 的畫裡，除了聖母和以利沙伯是當然主角之外，畫面下方還坐著兩個老人。左下角的老人是聖尼古拉，右下角是聖安東尼。然而聖尼古拉和聖安東尼根本就沒出現在「聖母訪親」的故事裡；而且「聖母訪親」理論上發生在耶穌出生之前，聖尼古拉和聖安東尼卻都是西元三世紀的人，簡直張飛打岳飛了。那為什麼 Piero 會這樣畫？
根據 Michael Baxandall 的解釋，這是跟當年義大利人（特別是佛羅倫斯人）看戲的習慣有關。我們今天看戲劇表演，如果一個角色沒有戲份，那麼他就應該要躲在後台裡，不然就穿幫了；但是當年的義大利人他們就沒有「後台」這樣的概念。假設一個劇團上場演出，沒戲份的角色他們會直接在舞台底下坐一排，等到他要上場時再站起來講話。這是一套佛羅倫斯人都熟悉的戲劇語彙──站起來的人等於有出場；沒站起來的人等同在幕後。如果把當時流行的這套戲劇語彙考慮進來的話，我們就會發現，與其說 Piero 他在描繪「聖母訪親」的歷史場景，不如說是他在描繪「劇團正在演出聖母訪親」的戲劇場景。借用這一套戲劇語彙，Piero 就可以讓不同故事裡的人都出現在同一幅畫裡面，藉此賦予「聖母訪親」一些新的詮釋；而且這一切看在十五世紀的眼睛裡，都是那麼的自然、那麼的順理成章。
所以說，我們看一幅畫，不只可以從畫面的美感當中得到樂趣，還可以藉由歷史的眼光得到另外一層的樂趣。而且，以上這些例子都還不是最有趣的。我覺得這本書講到的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十五世紀的數學教育與藝術教育的交會（這也是 Clifford Geertz 所摘引的部分）。數學跟藝術有關係嗎？有的，在這裡 Michael Baxandall 他就提到，西方畫家之所以追求物體的幾何精確性、透視精確性，是跟當時識字階層普遍接受的數學教育高度相關。
我們今天買各種商品，比如一罐牛奶多少c. c. 上面都有標示，但這是十九世紀之後才發展出來的公制度量衡。十五世紀的人沒有這些東西，不但沒有公制度量衡，每個城鎮用的貨幣可能都不一樣。所以說，怎樣去判斷一個物體的容積大小，並且去計算每單位商品和貨幣之間的比例關係，是當時數學教育的重中之重。Michael Baxandall 他非常敏銳地察覺到，當時的商人所使用的數學教本，和畫家所使用的計算物體比例的教本很可能是同源的。他們採用的計算公式，還有裡面舉的例題都是高度重疊的。因此我們可以說，畫家和他們的一大部分的觀眾，他們的眼睛都受到同樣一套關於容積比例的數學訓練。既然畫家和他們的主要觀眾都被訓練成對於物體的比例非常敏銳，那麼畫家也就自然會想去追求畫面中的幾何精確性。事實上，物體的幾何精確性也的確成為當時識字階層品賞畫作的重點。
不僅如此，我們不要忘了，當時所有的繪畫都是宗教畫，因此繪畫中數學比例的精確性也被賦予了宗教意涵。比如 1498 年威尼斯出版了這麼一本書，叫作《論在天國可感受到的欣喜》，On the Sensible Delights of Heaven。在這裡面就說到，在天國可感受到的欣喜包括：第一，更強烈的光線；第二，更明晰的色彩；以及第三，更美好的比例。換句話說，追求更美好的比例不僅僅是在追求一種藝術境界，同時也是在追求某種天國的體驗。所以當年那些觀眾在看一幅畫的時候之所以會有強烈的宗教體驗，不僅僅因為那些畫都是宗教主題，還因為畫家的藝術追求恰恰呼應了當時觀眾們的宗教追求。
當然如今，這些背景認知都已經失傳了。所以 Michael Baxandall 有一句話說得很好，他說：“The painting is the relic of a cooperation between Bellini and his public.” 就是說，喬瓦尼．貝利尼的畫，實際上是貝利尼和當年他那些觀眾互動之後所留下來的遺跡。什麼意思？就是說，當年貝利尼在創作的時候，他意在創造一種觀畫的體驗，但是這種體驗，必須搭配十五世紀的生活條件才能夠達成。今天現代人失去了那樣的生活條件，所以我們要體驗到當年那些觀眾的體驗是非常困難的了。所以 Michael Baxandall 說，我們如今看到的畫其實已經不是貝利尼的作品本身了，而是貝利尼和當年那些觀眾的一場互動所留下來的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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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23日 星期一
2018年7月16日 星期一
讀《The Meaning of Science》
為什麼男人會有奶頭呢？女人的奶頭，我們都知道很有用，可以哺乳。可是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男人的奶頭是沒有什麼用的。男人之所以有奶頭，其實只是一種演化的副產品。因為男女兩性的基因大體上都是相似的，兩性在胚胎時期就都長出了奶頭，但是只有女性在青春期之後會長出一副可哺乳的乳房。所以，男人的奶頭只是一種演化的副產品。
與男人的奶頭相對的，就是女性的性高潮。男人的性高潮，從演化的角度來看，是很關鍵的，因為它會驅使男性尋求交配的機會。那麼，從演化的角度來說，女性的性高潮有什麼作用？
根據哈佛大學的生物學家 Elisabeth Lloyd 的研究，是真的沒什麼用。Lloyd 認為，女性的性高潮恰好就是男性的乳頭的翻版，它只是一個演化的副產品。但是，此言一出，Lloyd 馬上就被批評，認為她否定了女性性高潮的價值。自此之後，Lloyd 就改口了，她再也不說女性性高潮是演化的副產品，她改口說女性性高潮是演化給予我們的「美妙 bonus」。
但是，Lloyd 的反對者還不罷休，他們之中有人指出，女性性高潮在演化當中扮演的作用，就是可以讓女性在性交完之後「站不起來」。什麼意思？他們說因為人類是直立行走的動物，如果性交完馬上站起來的話，會不利於精液抵達子宮。所以女性性高潮的目的是讓女性交配完之後繼續躺一陣子。
但是這個假說又再被 Lloyd 反駁回去，因為根據她的研究，最能刺激女性產生性高潮的性交體位其實是女上男下。當女上男下的時候，精液反而是會流下來，因此「站不起來」的假說也就不攻自破了。
以上這些，都是從我最近閱讀的一本書當中摘述出來的。但這並不是什麼《性學趣談》這樣的書；它是一本正正經經在談科學哲學的書，英國劍橋大學教授 Tim Lewens 寫的 The Meaning of Science。
這些女性性高潮的討論怎麼會跟科學哲學有關呢？那是因為在科學哲學裡，有一個永遠都在爭辯的問題，那就是科學到底是不是價值中立的？科學到底能不能夠超脫社會既有的一些的價值判斷而超然獨立？從這個例子看起來是不太可能的，因為雖然我們講的是演化生物學，但是很多人（包括很多科學家）都會很希望能夠在女性性高潮當中找到演化上的意義；彷彿沒有了演化上的意義，女性性高潮就被貶低了。
另一個社會價值影響科學研究的著名例子，發生在史達林時代的蘇聯。史達林時代，蘇聯有一個非常位高權重的生物學家，叫做 Trofim Lysenko。Lysenko 在擔任生物學家之前的上一份工作是農民。換句話說，他沒受過什麼科學訓練。但是正是這一點得到史達林的賞識，因為他完全沒有受到前革命時代的資產階級知識的污染。果然 Lysenko 最著名的論點就是認為達爾文的演化論是一種腐敗的資產階級思想，把「競爭以求生存」這種資產階級觀念輸入到自然世界。除此之外，Lysenko 還大力批判孟德爾的基因學說，因為孟德爾認為基因是遺傳的，生來就不可改變的；因此 Lysenko 說基因學說傳播世襲思想，是反革命的。
果然蘇聯的科學界在 Lysenko 主宰之下就變得非常淒慘，有無數的科學家丟掉了工作，他們之中有些人甚至因為反駁 Lysenko 而遭到逮捕。例如基因學家 William Bateson 就是因此死在獄中。
有趣的是，我們的作者 Tim Lewens 指出來，一般人聽到 Lysenko 的故事，馬上就會總結出一個教訓，那就是科學絕對不能受到社會價值觀念的影響，科學應該要客觀、超然、獨立才能求取真理。可是真的是這樣嗎？
這裡面就說到一個非常好玩的事。我們知道，達爾文跟馬克思、恩格斯都是同時代的人。馬克思跟恩格斯其實都讀過達爾文的《物種原始》，而且各自在他們的信件裡都有留下讀後感想。馬克思對達爾文是比較欣賞的，恩格斯則是持比較批判的態度，但是他們兩人不約而同都察覺到，達爾文的生物學觀念，跟十九世紀流行的經濟學觀念是非常相通的。
比如說，十九世紀的經濟學強調「生產力的競爭」，這在達爾文那裡就變成是「個體的生存競爭」；經濟學裡面講「創新」，這在達爾文那裡就變成「個體的變異」；經濟學裡面講「分工」，分工越細就表示經濟越發達，這在達爾文那裡就變成是「物種的多樣性」。此外，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指出，在高度發達的社會裡，人必須要 “struggle for existence”，這也恰好對應到達爾文所謂的在充滿生存壓力環境中，只有適者能夠生存。
最好玩的是我們的作者 Tim Lewens 指出，亞當斯密說「看不見的手」，這個用來說明市場機制的著名比喻，《物種原始》裡面竟然也出現了（只不過亞當斯密說的是 the invisible hand，達爾文說的是 the hidden hand）。
這時候，問題就來了。如果我們說蘇聯的 Lysenko之所以造成了浩劫，是因為他的研究摻和了社會主義的觀念。但英國的達爾文之所以能夠得到演化論的洞見，難道不是因為他的研究摻和了十九世紀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觀念？難道資產階級經濟學必然優於社會主義嗎？
照 Tim Lewens 的說法，那當然不是的。Tim Lewens 藉這個例子提醒我們，科學永遠都會和社會的價值和觀念摻和在一起。重要的不是去確保科學永遠都要和社會價值觀念保持距離，而是我們要能夠辨明特定的社會價值觀念是為某個研究帶來了洞見，還是帶來了蒙蔽。
而且 Tim Lewens 他還告訴我們：我們沒有理由相信資本主義會比社會主義為科學帶來更多洞見。比如說他舉這麼一位當代的哈佛生物學家當例子。這個生物學家叫做 Richard Lewontin，他是一個公開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且他也公開宣稱他做研究的靈感是來自於馬克思的辯證論。他認為，傳統的演化觀念講「天擇」、講「適者生存」，那麼個體的主體性不見了，個體能不能存活，好像只是被動地被選擇。但是 Richard Lewontin 他的研究就告訴我們，像河狸這種動物，牠會主動地建造水壩，創造出一個水塘，從而讓牠的後代能夠更好地躲避天敵。而像蚯蚓這種動物，牠們會分泌一種黏液，而這個黏液會改變土壤的環境，讓土壤變得更潮濕，更適合蚯蚓來生存。這樣的生物學，聽起來是不是很「人定勝天」，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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