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在很多地方都回憶道，胡適曾在他窮到沒褲子穿的時候送了他 1000 元。李敖為了感念他，向《文星》雜誌投稿了一篇〈播種者胡適〉，稱頌他的獨立思想和個人主義。其實李敖寫這篇文章不全是為了報恩，也為了重申「全盤西化」的立場。
在六〇年代初的「中西文化論戰」中，胡適的地位相當奇妙。早年的胡適打著鮮明的反傳統旗幟，但是晚年的胡適卻似乎走上了溫和的立場，寫了大量的文章，做舊學的考據。如何詮釋胡適的遺產，因而就成了「全盤西化」派和「中國本位」派爭論的課題。藉著〈播種者胡適〉，李敖不無頌揚早年胡適，惋惜晚年胡適之意。
到1962年，胡適過世，李敖又交了一篇文章給《文星》，標題赫然叫做〈胡適先生走進了地獄〉。因為標題中出現了「地獄」，該文馬上被（李敖所謂的）舊道德的衛道之士斥為刻薄。但其實，〈胡適先生走進了地獄〉是一篇稱頌胡適到有點肉麻地步的悼文。李敖寫道：地獄裡的冤魂太多了，釋迦牟尼佛正愁沒有辦法，卻聽說陽間有位胡適先生要來報到，便差孫悟空給胡適先生捎去親筆函（胡適曾考證過西遊記，與孫行者較熟），邀胡適到陰間來「與閻羅抗禮，同陸判分庭，為窮酸吐氣，給異端熱情」。
在這篇文章裡，胡適先生被描寫成一位替邊緣異見分子發聲的辯護者。二十七歲的李敖，尚未為了言論自由入獄凡五年八個月的李敖，似乎也不無藉這篇文章自我期許之意。
李敖是我最早的知識啟蒙者，或者應該說是文章啟蒙者。李敖是我第一個喜歡的作家，因為他我才知道文章可以寫心裡的真信念、真感情，可以反對別人的意見，可以突破禁忌，可以有娛樂效果。小學六年級的我還曾特地到圖書館翻出他的「千秋評論」一冊冊看過去。那時李敖為了讓政論書籍混跡地下書市，每冊「千秋評論」封面都給放上了風情萬種的裸女，夾在黃色書刊中販售。我嗜讀李敖文字，封面的美女反倒令人尷尬。
其實我沒怎麼學到李敖的文章義法，倒是學到了他總愛反對成見的頑皮心態，以及或許是為了克服自卑而生出的過度自信。那時我已經相當接受李敖的無神論觀點，也贊同他反對傳統喪葬儀節的論述，因此我讀到〈胡適先生走進了地獄〉時，非但不感到無禮，反倒羨慕起胡適先生有這樣的好運，有人在他死了之後仍然尊重他的立場，不托神鬼、不表歎惋，不以舊慣的儀節寫作悼文，而是藉著悼文，讓他信奉一生的信念再次播種。
李敖的生死觀，對當時頗受死亡問題困擾的我衝擊頗大。縱使我後來有關生死觀的閱讀系譜擴及到了柏拉圖、史鐵生、佛經、存在主義和聖經，李敖那種生時盡力活得精彩，而無暇憂心死後怎麼樣的戰鬥式人生觀，直到今天仍舊使我感到一種素樸的「未知生，焉知死」的在世熱情。那時，我就想著我要在李敖過世的時候寫篇〈李敖先生走進了地獄〉來紀念他。如今，李敖先生神滅，我卻不再是當年那一邊遮掩裸女一邊捧讀「千秋評論」的小粉絲了（李敖也不再是那個辦黨外雜誌罵威權政黨的李敖了）。我再也不會想用這樣的方式來紀念他，但我想，如果這樣一篇文章曾經存在過的話（If it were to exist），它應該會有這樣一個李敖式的結尾──
「匹夫匹婦為李敖先生的死故作緬懷，善男信女為他留下不明所以的 r. i. p.。李敖先生正被新聞弄得難受，恰逢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的地藏菩薩向他遞出聘書。於是，李敖先生走進了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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