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與希臘悲劇的道德崇高性

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裡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觀點。他並沒有發展這個觀點，只是信筆帶過，但仍令我印象深刻。他說：民族主義之所以具有如此深層的認同力量，讓人願意為民族而死，也讓其他人認為必須用最高規格來紀念為國捐軀的人，其中一個關鍵的原因，就在於一個人沒辦法選擇自己屬於哪一個民族。

在民族主義的範式下，一個人出生是阿根廷人，他這一生就都會是阿根廷人。這是無可選擇的。安德森認為，為國捐軀的人是為了一個他無可選擇的身分而死，正因如此，他的死才具有特殊的道德崇高性。安德森甚至認為，就算是為了國際特赦組織的人權理念而死，都不可能擁有為國捐軀者的道德崇高性。因為國際特赦組織是一個你可以隨時加入、隨時退出的組織。

雖然安德森沒有細講，但我認為這個說法很有說服力，而且確實捕捉到了民族主義某些複雜的情感面向，但有個問題是：這種道德崇高性很難用常見的道德判準來表述。

舉例來說，一個路人偶然看到小孩在湍急的河邊溺水，不顧凶險把他救了起來，這是一件道德評價很高的事情。但若一個正在當班的救生員把一個溺水的小孩救起來，雖然這也是一件道德評價高的事情，但是這個救生員得到的評價不會超過前一個例子中的路人。因為當班的救生員有救援溺水者的責任。他如果不去救溺水的小孩，他可能失去工作、專業度受到質疑，甚至被告上法庭。換句話說，要不要救那個小孩，救生員並沒有完全的選擇空間。但是路人則有。路人完全可以袖手旁觀，也不會蒙受任何責難，但他仍然選擇冒險救援，因此也才得到如此高的道德評價。

在這種道德判準裡，一個人的犧牲付出，必須要他處在自由選擇的情況下才會具有較高的道德意義。事實上，當代很多對公共事務的立場，也都跟這個道德判準有關。例如，在討論是懷孕婦女或婦科醫生擁有墮胎與否的最終決定權的時候，支持婦女選擇權的一方（pro-choice）曾有一種論述，就是說母職被賦予了非常沈重的負擔。而唯有當負擔母職是婦女自己由衷的選擇的時候，這整件事情才應該享有正面的道德評價。反之，如果整個制度剝奪了女性選擇空間，亦即選擇權不在她自己手中，那麼這個制度變很可能變成道德上有問題的。

我自己是支持 pro-choice 的一方，但是，這個立場似乎和安德森提出的觀點是有衝突的。你不可能同時主張一個人必須無可選擇，他所做的事才會得到高度評價；又主張一個人必須擁有選擇，他所做的事才會得到高度評價，而不矛盾。

我認為這兩種道德判準之所以有衝突，很大程度是因為安德森所說的民族主義範式帶有一種希臘悲劇式的命運觀念。

希臘悲劇不只是一般意義下的悲劇。一個人不能只是因為遇到很糟的事就叫做希臘悲劇。主角的遭遇必須要來自於無可遁逃的命運，才是希臘悲劇。如果主角遭遇的不測只是來自於純粹的偶然或者人禍，那就不是希臘悲劇。希臘悲劇的主角一定要和命運之神搏鬥，而且最後通常會輸掉。他一定會深刻認知到自己的命運，然後面對自己的命運。

在《伊底帕斯》裡，伊底帕斯透過太陽神阿波羅的神諭預知了自己「弒父娶母」的命運。為了避免此事成真，伊底帕斯做了一連串的努力。可以說，伊底帕斯在每一個人生環節上做的抉擇，都是合情合理的正確選擇，然而命運實在太過頑強，所有客觀看來正確無誤的選擇加總起來，卻反而導致了最終弒父娶母的結局。

在希臘悲劇裡，命運是極高、極有力的存在。你如果去挑戰命運，你幾乎一定會輸，但伊底帕斯還是嘗試挑戰了他的命運。而在挑戰失敗之後，伊底帕斯仍舊選擇用自己的方式面對命運，承擔起命運為他帶來的悲劇。他戳瞎了自己的雙眼，給予自己比死亡更嚴厲的懲罰。

一個人付出極大的代價認清了自己的命運，並且勇敢面對這份不可違逆命運，甚至承擔起這份命運，希臘悲劇式的崇高性就在於此。而在為國捐軀的民族英雄故事中，我們也常常見到這樣的敘事結構。然而，這種「無可迴避」的命運觀則恰恰是自由主義和女性主義的範式中所缺乏的（甚至是所要打倒的）。我想這或許也是當常見的道德判準遇上了民族主義的情感結構時，都容易產生例外性的原因，或至少是其中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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