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蟄存與孫康宜

「Sade, Marquis de, 120 Days of Sodom.  我想看此書，聽說 70 年代有新印本，這是一本穢書，本來我不便托你找，但現在知道你是一位開放型的女學人，大膽奉託，你不便去找，請改託一個知道此書的紳士代找。」

這是一封 1991 年的舊信件，由北京寄往美國。寄件者是時年 86 歲的「古典詩詞專家」施蟄存，收件者是耶魯大學東亞語文學系教授孫康宜。信中提到的書，120 Days of Sodom（索多瑪 120 天），是 18 世紀法國著名情色作家薩德的小說，書中充滿了性虐待、酷刑和殺戮等情節。

當初我為了寫碩士論文讀到這封信，忍不住就笑了出來。老先生擔心請託一位女性找這樣一本書會害她名譽受損，這份用心，看在 1991 年的美國大學女教授眼裡，恐怕是擺錯了地方。──讀者要是笑不出來，也大可嚴厲一點，批判老先生暗地裡複製父權遺緒，把「名節」觀念套用到現代女學者頭上。

我無意爭論應該莞爾一笑，或者必也批判之──這兩種立場猶如投擲硬幣，必定非公即字，失之廉價，也看不出人的複雜性。我倒更想藉這份用錯地方的體貼，談談施蟄存和孫康宜之間恰得其所的關聯。

寫信的施蟄存先生是誰呢？如果不是寫論文的關係，我恐怕也只會在李歐梵的文學史著作裡，讀檔案一樣地讀過他。

據李歐梵所說，自五四以降，中國現代文學的基調是寫實主義，而且是以鄉村為摹寫場景的寫實主義。然而歐洲的現代主義小說，卻和新興的都市經驗、都市感受分不開來。甚至可以說，歐洲最早一批現代主義小說，就是都市體驗的直接產物。例如 E. M. 佛斯特就認為，工業化之後，都市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將大量的人聚集在狹小的空間內，都市居民於是有了一種全新的、面對眾多陌生他人感到的困惑、不安，或者好奇。小說的興起，部分就是為了應付這份心理需要。

二十世紀初的上海，提供了近現代中國最早最稠密的都市經驗。中國第一批嘗試「橫的移植」現代主義的小說家出現在上海文壇，洵非偶然。施蟄存作為中國最早一批「現代主義」小說家，就是這樣被寫進歷史的。李歐梵的《上海摩登》裡，施蟄存便以「新感覺派」的代表人物登場（雖然日後他本人多次否認這個標籤）。

較少人知道的是，施蟄存二十來歲以現代都會氣息的「新感覺派」小說博得大名，32 歲後卻徹底放棄小說。從 32 歲到 98 歲，六十多年的後半生，他都在做看來完全相反的事：古典詩詞的批評和編輯。完成的重要著作包括《唐詩百話》、《詞學論稿》、《歷代詞籍序跋萃編》、《詞學名詞釋義》等。從最新、最前衛的新派小說，走向（回歸？）最古典、最傳統的詩詞研究，差異不可謂不大。箇中原因，部分出於他驚人廣泛的知識好奇，部分也由於政治局勢所迫。

1933 年，施蟄存因於文中推介《莊子》和《文選》二書，被魯迅扣上「洋場惡少」的罵名。在後來的反右運動期間，他因此被劃為右派，遭剝奪出版一切著作的權利。隨後，他又被指派到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資料室，鎮日只做文獻編纂工作。然而，施蟄存三十多年在華東師大資料室「述而不作」的孤獨努力，最終卻是在世界另一端的美國學院起了最大的影響。

西方世界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一直存在著一個內在的緊張，或者說一架左右起伏的蹺蹺板──現代學術體制要求創新，但在中國古典文學領域，卻又不宜太新。學者固可以借用結構主義語言學、新批評、女性主義、接受理論或甚至精神分析等觀念重讀古典、讀出新的詮釋，但代價就是會被評為脫離脈絡、以今觀古，把口味紛雜的古典作品全沾上時興理論的番茄醬。

漢學家最常掛心的最高追求，因而也就是維持悄悄板的平衡──既要深入了解中國古典文學本身的傳統，也要找到符合現代知識體系的語言來呈現它。

即使在埋首中國古典的後半生歲月裡，施蟄存也未曾放棄西方文論的閱讀。他完全擁有溝通西方學院和中國古典的條件，但他在國外沒有位置，在國內不受重視。孫康宜則是一路學習英美文學，半路出家重讀中國古典，她必須重新探詢深入古典的門徑。兩人的交誼因而不只是機緣巧合，也有知識上的理由：孫康宜找到一位古典文學的導師（她曾說，跟施蟄存通信往還，就像研究生對指導教授做報告一樣）。而施蟄存也在海外找到施展的機會。兩人的交往讓彼此學問的蹺蹺板尋得對應的力矩，於是更趨穩定、平衡。

1984 年，孫康宜的接到第一封施蟄存來函，就是向她索要她剛出版的英文詞學專著。從 1984 到 2003 年施蟄存過世，兩人交換過大量的閱讀材料，孫康宜為施蟄存寄去新進出版的英文著作；施蟄存為孫康宜寄來詩詞善本。不只如此，兩人「學術交流」的影響力，甚至及於整個北美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特別是詞學領域）：施蟄存幫忙孫康宜籌備詞學會議；孫康宜則為施蟄存的《詞學》專刊約來北美學界的稿件。

從這個背景上看，文章開頭那封信才顯出複雜性。施蟄存學貫中西、涉獵極廣，也時常去信索要各種專門著作，求看一本薩德的書並不奇怪。施 30 年代寫出的「新感覺派」小說中，亦不乏大量性描寫的橋段，對女性的慾望和壓抑有過細緻的處理，還曾為此被批評為不符「中國傳統文化的心理」，以及太過「西方式的」。

就此來看，與其說施蟄存未經反省地在女學人身上複製傳統名節觀念，或許不如說正因深知「觀念」擁有傷人的力量，所以不免多了一分（事後證明並無必要）的考慮。

我很想知道孫康宜對這封信函有什麼反應，但該封信函的回信似乎已經散佚（或者孫康宜並未針對這一封信予以回信）。我好奇對古典文學中的性別規範多有反思的孫康宜，看到施先生這份似乎不合時宜的體貼，當下她會皺一皺眉頭，還是和我一樣莞爾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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