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六〇年代開始,西方哲學家開始質疑詞語和意義的穩固性、質疑不同語言間翻譯的可能性、質疑書寫交流的可能性、甚者質疑所有溝通的可能性。「任何人說的話有可能真正被理解嗎?」過去不是沒有人質疑過這個,但後現代主義者把這一脈思路推向了極限,彷彿人跟人之間的溝通基礎根本不存在,所有言說都只是一次次的誤解與再誤解。
納粹集中營倖存者普利摩.李維極端厭惡這種說法──當然這和他的倖存經驗有關。在集中營裡,聽不懂德語是一件足以致命的事。聽不懂德語就聽不懂命令,聽不懂命令就證明自己是無可榨用的人。但集中營裡有波蘭人、義大利人、羅馬尼亞人、捷克人、丹麥人⋯⋯,不但必定有人聽不懂德語,囚徒之間也常常聽不懂對方說的話。這是真正的「後現代」情境,人跟人之間沒有任何溝通基礎。但李維告訴我們:就算是比手畫腳,兩個人還是能夠傳遞最基本的保命訊息。例如排隊要排哪一列、什麼時候去哪裡做什麼。關鍵只在願不願意──願不願意在那個人人自危的環境裡嘗試溝通。
對李維來說,集中營裡這些基本的溝通,就是切切實實生與死的差別。後現代理論家們只因為書上的某個外文單字沒有適切的翻譯,就徹底質疑溝通的可能。對李維來說,這是不可饒恕的。這是另一種對人類價值的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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