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的力量

在成功嶺新訓的某一天，終於熬到了晚上，熬到了可以打電話的時候。電話打給女朋友，劈頭我就問她：「妳會背商禽的〈長頸鹿〉嗎？」

我沒想到：她當然不會知道我在說什麼。但一百多個人排隊等著打電話，沒時間解釋，只好相約回頭再說。

那個年青的獄卒發覺囚犯們每次體格檢查時身長的逐月增加都是在脖子之後，他報告典獄長說：「長官，窗子太高了！」而他得到的回答卻是：「不，他們瞻望歲月。」

仁慈的青年獄卒，不識歲月的容顏，不知歲月的籍貫，不明歲月的行蹤；乃夜夜往動物園中，到長頸鹿欄下，去逡巡，去守候。

其實沒有那麼切題的，成功嶺的生活和這首〈長頸鹿〉。畢竟只是十六天的光陰，就連要動用「歲月」一詞都言過其實。我只是是想借用詩中那龐大的「歲月」感受，對映對照這段難熬的時光。想像如果有一整列的歲月囚犯都在瞻望各自那份沈重的歲月，我也就甘於擔任那個青年獄卒，用短短的十六天去逡巡、去守候。

這是我在新訓期間自己發明的，對付時間的方法，但兩天後它就被我棄置不用了。因為女友寄來的信上抄錄了另一首詩，林琬瑜的〈等那些時間過去〉：

很多時候
我們所做的
只是在等那些時間過去

等那些時間過去
花就會開了
天就要亮了
哭喪的臉笑了
失散的氣球重新回到手心

知道你在未來的某個日子等我
我便願意了
願意等那些時間過去
願意漂流在時間的河上
靜靜的
靜靜的數算天光

是了，只要等它過去就好了。比起到監獄欄下獨自逡巡，兩個人一起等待天亮，畢竟容易也快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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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遙

許多年後，當他在大學國文課上讀到〈逍遙遊〉時，他便想起父親把他晾在客廳看 Discovery 的那個遙遠的下午。

〈逍遙遊〉是這麼說的：在一般鳥類的識見極限之外，還有翼若垂天之雲的大鵬鳥；而在大鵬鳥的識見極限之外，又還有無窮的蒼蒼之天。朝菌晝生夜死，蟪蛄春生夏死，因此人類以為活了九百年就是長壽，卻不知道上古還有神木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一寒暑就超過人類全部的歷史⋯⋯

因此，「那個遙遠的下午」其實也沒那麼遙遠。假如從宇宙洪荒的時間尺度計算，他從國中生長成大學生的這六年光陰，幾乎等於不曾存在過的一瞬之光。

在那一瞬之光的下午，Discovery 充滿磁性的男聲旁白這樣告訴他：億兆年後，我們的銀河系會與另一個銀河系相撞，彼此扭曲、拉扯對方的重力場，最終融合為一個新的銀河系。那麼地球呢？以大小比例來說，如果銀河系和北美洲是一樣的大小，那麼我們如今生活的地球，不過就是顆原子般大。最終，這顆可有可無的原子，將在銀河系的天體碰撞中被扯碎殆盡。

自此他便學會了一種處理情緒的方法。每當不如意時，他便試著想像自己站在遙遠光年外看著我們的銀河系。一旦發現自己不過是比原子還渺小的塵埃，便不再那麼難過了（蝸牛角上爭何事？）。但，這個方法也有它的副作用。他有時會想：既然我在浩瀚宇宙中如此微不足道，那麼生命還能有什麼意義？他因此迷惑於事物的輕重、深淺、緩急，無從排序。畢竟從宇宙的尺度看，生命中的一切都同樣可有可無。

莊子說的「將旁礡萬物以為一」，總令他想起想像中的那遙遠光年外看著銀河系的自己，站在遙遠的距離之外，一起都模糊到了一起，猶如夜空中一個光度不足的晦暗星點。因此「逍遙」對他來說，幾乎總是等同於孤獨，等同於格格不入。他覺得自己其實站在遙遠的光年之外，一切所愛、所憂皆渺若蟲蠡、渺若電子、渺若垮克。這使他感到淡然，或者也可以說是淡漠。這使他感到平靜，或者也可以說是無動於衷。

這樣究竟是好是壞？他並不知道。站在遙遠光年之外，問題與答案似乎都可有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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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冉

義大利諺語：“Festina lente”，欲速則不達。或者用更接近原意的翻譯：「慢慢來，會比較快。」卡爾維諾說這是他一輩子寫作事業的座右銘，錄在他來不及宣讀的最後一份文學講稿上。

慢慢來之所以反而快，倒不是因為「吃緊會弄破碗」，而是因為寫作者懂得在中途某個地方停留，甚至躊躇不往前進。一個作家也許十數年只寫出寥寥數個短篇，但那些沒寫出的字、以及為什麼是那些字沒有寫出來，可能比紙面上的字更顯珍貴。

這句座右銘其實有個近乎寓言的版本。在某個王室避禍江南的年代，皇帝思念他遠方的妃，於是提筆寫信：「陌上花開，君可緩緩歸矣。」路上的花都開了，你就一路慢慢散步回來吧。很奇妙，假如那信中直直白白寫的是「我想念妳，妳快點回來吧」，反而會錯失掉信紙背後那份深切的思念，以及那份因思念而不忍催促的心情。

入伍一個多月，我的心情也接近如此。有的役男每每打開 app 計算剩餘的役期，有的比較「活在當下」些，計算的是距離下一次放假還有多久。

不是沒有夢想過退伍之後的某種可能日子，能夠切切實實與妳共享生活的那種日子，每天起床在妳左近，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但我並不捨得許下任何「讓人生快轉」的心願，只因為我珍惜這些分開的日子。我捨不得放棄每一個看妳從遠方冉冉走近的樣子。

「冉冉」確乎是個比「慢慢」或「緩緩」更好的詞，帶有一份從容和優雅。為了維護妳每一次的「冉冉而來」，我反倒祈願時間流動得緩慢一點、再緩慢一點，不要將它碰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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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還是要讀點馬克思啊⋯⋯」

我第一篇真正有點學術意義的文章，是大三的時候寫的（成果已足夠令當時的我滿意了）。文章探討的問題是：大學到底應該市場化還是公共化，才對弱勢群體比較有利？（沒想到我會寫這麼「經濟學」的題目吧！）

那時，我頗受到傅利曼《Free to Choose》的影響（特別是第六章談教育券的部分），因此文中隱約支持了市場化的路線（也就是傾向支持調漲學費）。文章寫完，興沖沖拿給高研院的黃俊傑老師看（那時我上他的中國思想史原典導讀，課堂上常談及高教議題，且黃老師對我很是照顧）。黃老師非常仔細地看完，還空出一個小時把我找去辦公室，首先稱讚我的用功和仔細，隨後便指出我的方法太過數量化，而且觀點太過右派。

對於「太過右派」這個評價，我是不太服氣的，畢竟我最終關切的，還是弱勢群體的權利啊！

談完文章，黃老師開始關心我的生活近況，接著便聊起政治思想史（我大學是念政治學的）。我隨口提到當時正在閱讀柏克的作品，沒想到因此又加深了他對我的右派印象（柏克是反對法國大革命最力的十八世紀保守主義者，後來還被另一位偉大政治思想家馬克思批評為史上頭號反革命）。

聽到我正熱切閱讀柏克，黃老師露出不可思議的眼神看了我半秒，然後便坐下來勸我：「年輕人還是要讀點馬克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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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情感都有反作用力

回想國中自然課，它給我最大的啟示就是牛頓第三運動定律：有作用力，就必然有反作用力。這說的不只是物理世界而已。要將人從情緒黑洞中拉起，自己得先抓穩，否則也會沈陷進去。要挪動社會認知時也是如此，將界線用力往前推，界線就會反彈一股大小相等的反作用力。如果自己承受不住，最先傷到的就是位置相近的人。

因此，我認為在評價任何的口號、主張、論述的同時，也要看一看每個人各自承受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對我來說這就叫做「釐清反抗脈絡」。在不同的反抗脈絡下，同樣的說法也可能有全然不同的意義。

例如，我其實並不喜歡「同性戀是天生的」這句話。不是說我不相信有人天生就是同性戀，而是說就算有人後天才成為同性戀，那又怎樣。我們如今會讀會寫、會看錶會開車會發廢文會殺價（雖然我很不在行）⋯⋯有哪些不是後天培養的？走出埃及不是還可以把人變成異性戀嗎，為什麼一定要強調同性戀是天生的，才顯得理直氣壯呢？

但這句話的背後畢竟有它的抵抗脈絡。也就是說，「同性戀是天生的」這句話其實不是要陳述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事實，而是要抵抗某些特定的歧視眼光。那種眼光可能叫做「你怎麼會是同性戀？」也可能叫做「天啊我的小孩會不會變成同性戀？」這句話就是拿來叫他們閉嘴用的。有時候情況好得多，有些人會充滿溫柔地說：「就算你是同性戀，我還是會接受你的。」就像那支用一杯咖啡出櫃的麥當勞廣告一樣。說這句話的人通常沒有惡意，甚至還存在一股切實（雖然艱難）的善意，但我很難想像有誰會跟一個異性戀說：「就算你是異性戀，我還是會接受你。」至少在當今的社會脈絡下，這句話簡直不知所云。異性戀被視為人類的出廠預設值，身為異性戀自然不必去思考「我為什麼會是個異性戀？」但「我為什麼會是個同性戀？」卻是每個同志都曾自問過的題目。我還看過許許多多令人心痛的變體，例如：「我是不是因為某個心理創傷才變成同性戀？」甚至：「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

我想「同性戀是天生的」的抵抗意義就在這裡。對內，它告訴自己「我們沒有錯」（像葉媽媽每一次的感人喊話，我們沒有錯）；對外，它告訴別人「我不是故意的，這不是我能選擇的。」這其實也是真的。我們每個人是今天這個樣子，身在何處、擁有什麼沒有什麼，又有多少是自己選擇得了的？

我並不是說因為有這樣的抵抗脈絡，所以這句話就是合理的，沒有問題的。相反，我這麼說是為了提醒自己，只有在它的抵抗脈絡中，這句話才有反抗污名、支持少數的意義。如果不是在這樣的抵抗脈絡下，強調性傾向是天生的、不可改變的，反倒否定了人類情感關係的各種可能。但至少就我所知，這樣的副作用還是比較罕見（或者還不被看見），多的是強調後天養成，只為了「矯正」同性戀的人。

對我來說，婚姻平權也是這個樣子，它只有在它的抵抗脈絡中才有支持少數、反抗污名的意義。它要抵抗的對象很明顯，就是「你們是不正常的」、「你們怎麼可以跟一般人使用相同的法律？」但婚姻平權的副作用也很明顯：它結合各種「有愛必勝」（Love Wins）的修辭，一再告訴人們婚姻是愛與性的最高形式，其他則都是失敗的愛情、淫亂的性關係。這對沒有進入婚姻的許多人（包括異性戀）來說，都是一種老舊形式的壓迫，或者說老舊形式壓迫的重現。例如，當有人在遊行會場大方展露自己的多元情欲、身體自主時，忙著勸他們穿上衣服回家的，不只有護家盟，還包括了部分挺同的同志。「同性婚姻不是性解放」這句話本來是為了反駁護家盟的造謠而說的，但卻傷害了更多不符合主流性道德標準的人。

我想就是在這個點上，支持婚姻平權的人，和以解構婚家神話為己任的「毀家廢婚派」產生了分歧。而這個分歧的背後，就是彼此的反抗脈絡不同。在前者的反抗脈絡下，婚姻平權可以讓他們理直氣壯地說「我們這些同性戀也是人，跟你們一樣的人。」但是在後者的反抗脈絡下，婚姻平權卻沒有辦法讓他們說「我們這些變態、小三、特殊癖好者也是人」，反而讓他們更加裡外不是人。

這麼說其實有點二元簡化了。在我所認識的人當中，有人把「婚姻平權」放在比「毀家廢婚」前面一點點；也有人把「毀家廢婚」放在比「婚姻平權」前面一點點。在把婚姻平權放得比較前面的人當中，其實很少有人對婚家神話的壓迫性無感無視，大家也都樂見婚姻成為一個真正的選擇，而不是納入法制體系予以定義。而在把毀家廢婚放得比較前面的人當中，也少有人反對婚姻關係的本身，而是認為不應將「同性婚姻法制化」當作運動的最高目標，因為以法制體系來鞏固婚家，本來就是他們反對的事。

一般人如果站在性別運動的脈絡之外，其實很難分辨這兩群人的相對位置有什麼不同，但是不同的反抗脈絡卻讓他們承受了不一樣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在同志運動演變成婚姻平權與護家盟大戰之後，把「平權」放在比較前面一點點的人，和把「廢婚」放在比較前面一點點的人之間，彼此似乎成了某種鏡像關係。當前者試圖推動界線的時候，反作用力卻落到了後者身上；而當後者試圖推動（或僅僅只是拒絕撤守）界線的時候，反作用力卻落到了前者身上──他們覺得運動被反挫，覺得「你們幹嘛挑這時間講這些？」

我並不是要說兩者的承受的反作用力一樣大。事實上，後者的聲音在最近幾次運動中都是比較少被看見的。當性解放、通姦除罪化和多元情欲被當作護家盟的謊言一起打包丟掉時，都難免令人想起那句叫做「相忍為運動」的髒話，也才會出現「婚姻平權的謠言與真相」這樣的粉絲頁，試圖為性少數中的更少數守住位置。如今我寫下這些文字，並不是為了替某一方說話，也不是為了指出「大家都各有苦衷」，而只是寫出我所觀察到的抵抗脈絡。我相信只有在彼此脈絡的對照之下，我們才能真正想清楚自己到底身在何方，想要抵抗什麼，以及正在承受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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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營與後現代

從六〇年代開始，西方哲學家開始質疑詞語和意義的穩固性、質疑不同語言間翻譯的可能性、質疑書寫交流的可能性、甚者質疑所有溝通的可能性。「任何人說的話有可能真正被理解嗎？」過去不是沒有人質疑過這個，但後現代主義者把這一脈思路推向了極限，彷彿人跟人之間的溝通基礎根本不存在，所有言說都只是一次次的誤解與再誤解。

納粹集中營倖存者普利摩．李維極端厭惡這種說法──當然這和他的倖存經驗有關。在集中營裡，聽不懂德語是一件足以致命的事。聽不懂德語就聽不懂命令，聽不懂命令就證明自己是無可榨用的人。但集中營裡有波蘭人、義大利人、羅馬尼亞人、捷克人、丹麥人⋯⋯，不但必定有人聽不懂德語，囚徒之間也常常聽不懂對方說的話。這是真正的「後現代」情境，人跟人之間沒有任何溝通基礎。但李維告訴我們：就算是比手畫腳，兩個人還是能夠傳遞最基本的保命訊息。例如排隊要排哪一列、什麼時候去哪裡做什麼。關鍵只在願不願意──願不願意在那個人人自危的環境裡嘗試溝通。

對李維來說，集中營裡這些基本的溝通，就是切切實實生與死的差別。後現代理論家們只因為書上的某個外文單字沒有適切的翻譯，就徹底質疑溝通的可能。對李維來說，這是不可饒恕的。這是另一種對人類價值的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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