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1日 星期二

因為疼痛

先說件舊事。曾有位網友問我:在女性主義者看來,女人可以塑身減肥嗎?如此一來,是否就迎合了父權價值?

就我所知,這位網友並未擬定減肥計畫。他這麼問,純粹出於對女性主義的不滿:「如果女性一邊批判父權,卻又透過減肥來迎合父權,這難道不是一種機會主義嗎?」

唉,我始終沒辦法回答他。困難在於,縱使我可以跟他說:「女性主義要做的,是去除強加於人的標準,而不是要求女性自絕於某個選項」,但我確實知道,有些人在接觸女性主義之後,決計把身體當作反抗道具,刻意違逆主流標準;也有些人在減肥的同時,內心隱隱覺得對不起女性主義。他們的果敢與遲疑,他們的武裝或坦承,這些兩難、困惑甚至愧疚,難道不是女性主義者的真實處境嗎?相較之下,那句「真正的」女性主義道理,似乎顯得虛浮而離地──況且,我並不認為我有資格定義「真正的」女性主義是什麼。而對那些並不認同女性主義的人而言,當他們考慮「要不要減肥」時,其兩難之處或許與女性主義者不相彷彿,卻未嘗沒有同等深刻的不安。

所以,我沒有告訴他女性主義是什麼,而是藉此討論「機會主義」是什麼。我是這樣回答他的:

「既然女性主義關切的,是生命經驗和社會結構之間的衝撞,那麼當然也就沒有有簡單乾淨的答案;就算有共識,那也不會是簡單乾淨的共識。對那些相信或不相信女性主義的人來說,要不要塑身、要不要減肥,甚至小至某一餐要不要控制卡路里,可能都是慾望與理念、個人選擇與社會眼光之間的爭戰與妥協。所以女性主義當然是複數的,甚至在個人生命史中也是複數的。本來就會是複數的。

「所以我不認為『女性可不可以減肥』是個重要的問題。重要的是,為什麼某些人總是特別感受到塑身的壓力?要或者不要、迎合或者違逆,這本來就是許多人每日的交戰,怎麼可能會有人人相同、前後一致的答案?而有的人沒有塑身與否的壓力,卻拿女性主動塑身一事作為談資,指控女性主義欺世盜名,這在我看來才更接近『機會主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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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位網紅貼文抱怨:她想要減肥,卻有「部分」女性主義者批評她被父權洗腦、開女權倒車;而她並不認同這一「部分」的女性主義。貼文一出,卻引來更多女性主義者的批評,認為她搞錯了女性主義,因為女性主義從未禁止任何人雕塑身材。──這事說到底,同樣也是在爭論「真正的」女性主義到底是什麼。我依然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但這一次,唉,兩邊的道理,我都能夠體會。而且我相信,雙方各自護衛的說法,其實都是肉身衝撞出的精神灘頭。分對錯或不分對錯,都讓我感到疼痛。

在我看來很明確的是:如果女性主義發展到要求女人先搞懂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再來說話,那完全是本末倒置。可同樣明確的是:「女性主義」在眾多民眾眼中不過是「禁止黃色笑話」、「禁止調情」甚至「禁止化妝、減肥」等一系列「禁止」的代名詞。女性主義者或許習於遭受種種誤解,但這次誤解,卻是由一個號召女性「奪回權利」的網紅所引起,自然特別令人難受。

似乎有個現成的說法可以形容這種狀況:弱弱相殘,但我不願意這麼說。因為一旦細究起來,弱還總有更弱,所謂更弱者,也未必沒有其強韌之處。我寧願說,這叫做「痛痛相纏」。友人說得好:正因為女性主義曾經解救過我們的痛,所以我們心疼女性主義被誤解、被污名、被胡亂牽拖。但網紅作為一個吻遍百男的女人、一個淫蕩卻不以其為恥的女人、以及──跟其他女人一樣──一個身材胖瘦動見觀瞻的女人,她的不滿何曾不夾雜著痛?

網紅說自己太美惹人嫉妒,則讓我想起 Sia 為紀念同志夜店槍殺事件而寫的歌〈The Greatest〉。「我是最耀眼的,」曾為自己唱出「一千種恐懼」的Sia 如今唱道:「今晚,我可以成為那最耀眼的人。」當然,不是每個同志都已經有了那份自由,歌詞說的絕非社會實況,但那是 Sia 的唱歌壯膽。網紅回嘴「批評我的人都只是嫉妒」固然自信過頭,令人不耐,但這當中有多少是一個女人的唱歌壯膽?

痛痛相纏。我們各自心疼自己的「女性主義」被誤解,因為它曾是唯一的浮木──在沒有機會的情況下,哪有人有餘裕成為機會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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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集中營生還者、著名的義大利化學家普利摩.李維在自傳中寫過一個令我錐心刺痛的故事。戰爭末期,原本已經不夠分的資源在集中營裡更是奇缺。有段時間,營中完全沒有飲水。沒有力氣工作,營囚只能躺臥在地上,不抱希望地休息。普利摩.李維卻發現,某處牆角一截橫段的水管,還殘存有一些沒流乾的水。他把水龍頭打開,讓甘甜的水落到他的舌面。

李維遇到了一個自由人不可想像其嚴重性的「道德抉擇」:通知所有人都來喝這半截水管不到的水,已經是不可能了──那麼他要自己獨享,還是要告訴營中的兩位好友?後來李維選擇告訴其中一人,兩個人偷偷摸摸地,把僅剩的水喝光。

解放後的某一日,李維和另位昔日好友不期而遇。對方招呼也沒打,劈頭就問:「為什麼沒有我?」李維知道這在問什麼,他當然知道在問什麼。正是這份「當然」讓人心痛:他繼承了一份於義於理都不該屬於他的龐大罪惡感。甚至可以說,這是屬於某種擁有良好品性的人才可能擁有的罪惡感。

《滅頂與生還》,普利摩.李維為自傳起的名字。是了,滅頂與生還。李維的朋友當然沒有道理為了那幾滴水而怪罪他,他該怪的,是逼得李維必須做出如此「沒有選擇的選擇」的集中營體制。但,這已經不是正義與否、如何達成正義的問題了;而是或者滅頂、或者生還的問題。當只剩下半截水管的水可以喝的時候,唯一能夠拯救的,似乎從來都只有自己。

──而我之所以寫出這些散落不成篇的文字渣滓,當然也不是為了概念的精準類比或理論的邏輯鋪陳,而僅僅是因為我也感受到了屬於我的那份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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