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自然科學家不會坐在樹下等著大自然向他提問

看到龍應台和朱經武出的五個問題，我最初的反應其實是「啊，龍應台的問題好難！」朱經武的題目，則相對簡單多了，除了第一題之外，其餘四題都有明確的解答 [1] 。而龍應台的五題，則幾乎不可能有確切的、定於一尊的解答。怎麼會說 google 就有答案？

如果你 google 了，你當然會找到像「老子；紅樓夢；德國，1818 年；歌德；畫家」這樣的答案，但這跟沒回答有什麼兩樣？為什麼我們會滿足於這種爛答案，還把它們當作唯一可能的解答？

《道德經》是誰寫的？光《道德經》是什麼，首先就形成問題。我們討論的是今本《道德經》，還是郭店楚簡本？這個問題，也就牽涉到莊和道之間的關係。我們說的「老子」，究竟是魏晉之後莊、道並稱的那個老子；還是更原始的老子？難道他們都可以說是《道德經》的作者嗎？

這樣一想，就碰到「作者是什麼」這個問題了。在許多人眼中，這恐怕也不過就是個填充題而已，但傅柯可是花了 18 頁才勉強起了頭。根據傅柯的觀察，「作者」很可能是近代歐洲的發明。相對地，古代的中國人並沒有「作者」的概念，或者說，他們不是用今天的方式在理解「作者」的。在古代，許多文獻都是多人經手改了又改，卻很少去記載原作者是誰，誰又增刪了什麼，因為他們可能根本就沒有「文本是作者的創造物」這樣的認知。如此，我們就會意識到「《道德經》是誰寫的」這個問題，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下，就會有不同的意義。因此，這個問題當然也就有無限種可能的答案。

順著這樣的思路，再來想想誰寫了《浮士德》，問題馬上就複雜起來了。除了「作者問題」之外，我們還可以追問：歌德究竟在什麼意義上「寫」了《浮士德》？《浮士德》和當時流行的文學體裁、角色、情節、表現手法有什麼差距？《浮士德》有多少程度是繼承了當時的文學傳統，又有多少程度可以說是歌德「寫」出來的？

其他像是「曹雪芹寫了什麼」、「畢卡索是做什麼的」這些問題，統統都是「紅學」和藝術哲學、藝術史學累積了幾十、幾百本書的問題。如果我們滿足於「紅樓夢」、「畫家」這樣的答案，當然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興趣，去閱讀這些豐富的知識累積。

也許有人會說，龍應台問這些問題的時候，心中想的肯定就是那種死記硬背式的答案。這確實有可能──但就算是，所以呢？我幹嘛在乎龍應台怎麼想？

我在乎的是，為什麼我們會沒有能力（或膽識，或好奇）直接面對這些基礎而重要的問題？我們已經不是在考試了，為什麼還需要一個「設計得好」的問題，來幫助我們「回答得好」？

人文學科的第一步，或者說任何學問的第一步，永遠都不會是「回答問題」，而是「發掘問題」。我們自己沒有能力發掘問題，卻去怪罪龍應台的問題出得不好。我並沒要否定教學上對於試題設計的考慮，只是，出了學校，誰還會幫你把問題準備好、設計好？如果自然科學家不會坐在樹下等待大自然向他提出一個「好問題」，為什麼我們會期待任何人向我們提出一個按部就班、層層推進的「好問題」？

所以，拿這五個問題來批評台灣的填鴨式教育，其實是非常諷刺的──我們明明已經面對的是如此豐富、如此開放、充滿險境與驚喜的知識挑戰，為什麼還要等著別人餵給我們「更好的問題」？如果硬塞答案的教育叫填鴨式教育，這種連問題都等著人來塞的心態，難道不比填鴨式更填鴨式嗎。

[1] 這當然可能是一個文組學生的偏見。或許在專家看來，那四個問題分別都有「缺少支點」、「針孔成像」、「光速恆定」和「F = ma」之外的答案。如果有，我很希望知道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