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和女性主義的對話

最近有一些中國朋友在臉書上討論性別議題，並和台灣的朋友展開了對話。中國朋友習慣將 "feminism" 翻譯為「女权主义」，而台灣則通常譯為「女性主義」。雖然都是 "feminism"，但在中國和台灣各自有著非常不同的發展脈絡。

有一位中國朋友認為：「男女平等」應該是人格平等，而不是忽視天生的差異，比如女人天生就是比較溫柔的。這樣的說法，當然引來台灣朋友批評，因為「性別氣質」是先天自然或後天建構，是台灣性別圈子老早討論到爛的話題。

在台灣「女性主義」的脈絡中，性別氣質的建構性是基本共識。我們認為：陽剛或陰柔，是父權社會指派的角色，為的是鞏固性別分工的架構，但這樣的分工往往是非常僵化不合理的。例如有人說：「男人負擔養家責任，要多拿一點年終獎金」；「女人要在家帶孩子，追求事業是一種自私」。在台灣，男警留長髮會因為「太像女生」而被免職；喜歡同性的男人，則會被罵「娘炮」、「死gay」。以上數例，都是血淋淋的真實故事。

台灣多年來的性別運動和社會變遷，已經說明「性別氣質」和「生理性別」不一定有關。溫柔的女人不代表外出工作的能力差；陽剛的女人也不一定不受喜愛。溫柔的男人不代表事事軟弱；陽剛的男人也可能是刻板印象中「娘炮」的同性戀者。我們提出同性婚姻、多元性教育和公共托育的政策，正是為了回應台灣社會性別結構的變遷，讓擁有不同性別氣質的人，都能找到最適合自己的社會位置。

而有些台灣的朋友，也許並不熟悉「女权主义」在中國歷史脈絡下產生的問題意識。三言兩語當然說不清楚，但如果一定要說，我會舉中國女权主义者李小江的故事，作為象徵性的例子。李小江認為，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是依附在社會主義革命之下發展的。社會主義革命帶來的劇烈變革，彷彿讓男女在「一夜之間」平等了。

「在很短的時間內，不到五年，社會動員，要求所有的成年婦女走向社會、參加社會勞動，這就使得整個社會的性別結構在短時間內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跟歐美國家、日本社會，通過婦女受教育或者通過中產階級的女權運動漸進地發生局部的變化完全不同。」[註1]

「從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對我們這代人來講，性別問題真的不是很突出，直接影響人們的是階級成分，是家庭出身⋯⋯即使在地主家庭，父親挨鬥，但這不妨礙他家的女孩子上學，她不會因為是女性而受歧視，相反，受人歧視的是因為她的家庭和她的父親。」[註2]

在中國革命後，許多人認為中國已經沒有「性別問題」了。但這也使得許多潛藏的議題，無法被思考、被討論：

「上中學時，班上大多數女生來了月經，我們說它是『倒楣』。逢到『倒楣』的女生，體育課可以不上，勞動課可以請假。男同學議論紛紛，在評『三好學生』時也會多出一條意見：嬌氣。那時，我是站在男同學一邊的⋯⋯為此有女同學說我：『她自己沒「倒楣」，所以唱高調。』⋯⋯那時，我恨自己生為女性。」[註3]

這一代中國人的「性別平等」，如果用李小江的話來總結，就是「讓女人做男人」[註4]。女人和男人都被理解為抽象意義上的「人」，但這個抽象的「人」其實是按照男人的標準制定的。在想像中的新中國兒女之外，沒有其他性別特質的存在空間。所以當李小江在80年代問出「女人是什麼」這個問題後，旋即成為中國婦女學界的關鍵議題──女人可以有怎樣的特質？中國婦女，可以有怎樣不同於西方的女權主義道路？

如果用非常粗略的話來總結：歐美的女性主義運動是由反對「不平等」出發，爭取到相當的「平等」之後，才開始思考如何維持多元的「差異」。中國的女权主义則一開始就有了「平等」的幻想，彼此的「差異」被壓抑，在這樣的基礎上才開始思考：這是真正的「平等」嗎？

問題不只是問題，問題也有它的歷史脈絡。「女人是什麼？女人天生有怎樣的特質？」──台灣朋友可能認為這是個討論到爛的無聊問題，然而在80年代伊始的中國女权主义脈絡下，這卻是個截然不同的問題意識。

今天的中國已經走向市場經濟的道路，而「平等」和「差異」的關係也更形複雜。當中共官方宣稱中國是「男女平等」的國家，卻有政府部門強行替弱勢婦女墮胎；或是將28歲以上未婚女性定義為「剩女」，處罰她們老大未嫁。有小學女生被校長性侵，而政府卻包庇不作為；有女老師被政府官員強暴，報案後卻得到「戴套不算強姦」的答案。

這樣的例子太多了。在「男女平等」的幻象下，中國的女性彷彿失去了語言。在市場經濟「解放」中國女性的同時，社會主義的階級分析卻失去了力道。而當女权主义者探問「什麼才是真正的自由、權利，和平等」時，傳統的桎梏又藉著「女性特質論」或「中國特殊論」起死回生，試圖將性別分工的不平等包袱，再度強加到中國女性的身上。[註5]

寫到這裡，也許有人要問：一個主張台獨的，幹嘛寫這麼多中國的事情？因為「中國女性」的困境，不只是「中國」的困境，更是「女性」的困境。

台灣的女性主義當然也有自己的脈絡，這邊來不及談了。但我們知道，台灣的性別議題，從來不是只有狹隘意義上的「台灣」脈絡。台灣戰後的第一代作家，曾經借用中國「五四新女性」的語言來倡導女性自由。國民黨政府，也曾試圖透過「新生活運動」植入「國民黨化」了的新儒家思想和基督教元素。90年代以來的性別運動，更是大量借用了美國第二波女性主義的話語和議題。當代有關「反色情／反性產業」和「性解放」的論辯，更是和歐美的女性主義問題意識緊密相關。

如果我們誤以為「性別平等」是「到處都一樣」的普世目標，我們將會忽略台灣內部性別議題的複雜面貌。有句話說：「越是本土的，就越是世界的。」我認為倒過來也是成立的：「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本土的。」只有深入了解世界上不同人群的社會歷史脈絡，我們才能真正面對台灣社會各種複雜多面的問題。


註1：李小江。2006。《女人：跨文化對話》。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頁10-11。
註2：同註1。頁7。
註3：李小江。2012。《家國女人》。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頁4-5。
註4：同註1。頁6。
註5：這些都是不斷困擾中國女权主义者的難題。可以參考曾金燕〈中國女權主義三十年〉、〈中國女性終其一生承受的暴力〉和戴錦華的一篇訪談。https://goo.gl/BQCFbg https://goo.gl/JNrthJ http://goo.gl/6Y1q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