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論慰安婦時，我們在談論什麼？

零、先講結論

「慰安婦」是什麼？先講結論：「慰安婦」是二戰時期，日本政府徵召殖民地或佔領地的婦女，充當「隨軍妓女」的制度。慰安婦制度，不但是父權社會以戰爭為名，對女性進行的剝削，更是日本政府藉國家力量施加於平民的惡行。

但結論，毋寧只是個開端而已。最近，日本政府對曾在韓國做出的慰安惡行正式道歉，並協議賠償。然而，日本政府對台灣方面的態度，卻非常消極，無論民間和官方如何跨海抗議，始終得不到一句正式的道歉，更遑論實質的反省和賠償。我們認為，台灣政府應有更積極的外交作為，同時，我們面對「慰安婦」這段歷史，也應有更冷靜、更深層的認識。

慰安婦議題之所以動輒挑動我們的情緒，是因為它不止牽涉到「反殖民」的國族問題，也牽涉到「性剝削」這樣的性別問題。在「國族維度」和「性別維度」兩相交纏之下，歷史往往就被扭曲了。許多人談及慰安婦時，其實只是藉著「慰安婦」這個符碼，來渲染當代的民族情感，或是彰顯特定的性別觀點。

在以下的文章裡，我們嘗試提供一個「歷史地」談論慰安婦的可能角度。我們將會討論三個和「慰安婦」並不直接相關的歷史事件，最後再回到慰安婦議題。請讀者原諒我們看似迂迴的「繞道而行」，因為繞道而行，才有機會一窺月的背面。在讀下去之前，我們也要請求讀者暫時忘記我們要談「慰安婦」，而直接對我們提出的歷史事件進行思考。

這三個歷史事件中的前兩個，一個主要只有「國族維度」，另一個主要只有「性別維度」。一次只談一個維度，或許有助於釐清兩相纏繞的複雜問題。第三個歷史事件，既有「國族」的維度，也有「性別」的維度，但發生地不在台灣。站在旁觀者的角度看歷史，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冷靜思考的餘裕吧。

一、繞道而行(之1)：「皇民化作家」周金波

周金波是一位發跡於日治時期的台籍作家，他最有名的作品叫做〈志願兵〉。

「志願兵」指的是皇民化後期實施的一種志願役制度。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折損了大量兵員，於是強力鼓吹台籍青年志願參軍。〈志願兵〉裡共有三位主角：敘事者「我」、高進六和張明貴。這三個人都是嚮往成為皇民的台籍青年，彼此為了「如何真正成為日本皇民」而起爭執。小說的最後，高進六聽聞陸軍招募志願兵的消息，便決定以血書表明「成為皇民」的志向，加入了志願兵的隊伍。另外兩位主角「我」和張明貴聽說此事後，大為震撼，不得不承認高進六才是「真正為台灣好的人材」。

對戰後的讀者來說，這樣的小說，不論怎麼讀都很尷尬。無論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或「台灣人」，〈志願兵〉恐怕都只能視為替殖民者張目的政治宣傳。很長一段時間，周金波的文學史地位，也就是用一筆「皇民化作家」來帶過。但回歸歷史，我們不得不問：周金波為什麼要去當一個「皇民化作家」？

根據朱宥勳的解釋：周金波「十三歲赴日讀書，並且取得了牙醫師資格回台開業。也就是說，他人格養成最重要的少年時代是在日本接受教育的，很自然地，他從頭到尾都覺得自己是個日本人。他代表了當時一部分人的想法，認為日本文化等於進步的文化，相對於傳統的、落後的台灣本土文化。因此，他們自居為比較進步的那種人，認為要將『同胞』從落後的文化中提升上來，讓他們成為日本人，過著更現代化更好的生活。」[1]

如果站在民族主義的情緒浪頭，周金波這樣的政治表態，就只能視為背叛台灣、背叛中國的「台奸」、「皇民」。但如果回歸到歷史，當我們去想像個人在歷史時空中的能耐和限制，我們就能夠理解：周金波其實代表了當時台灣某一類的人。這些人從未想過「為虎作倀」，而是真心相信台灣人應該擁有和日本人一樣的地位。台灣人要怎樣才能成為「皇民」、成為和內地人平起平坐的「日本人」？──當國家機器設定了認同遊戲的基本規則，這個問題便成為了一整代人真真實實的生命難題。

這個難題，並不是「要不要替殖民者做事」這麼簡單。當國家設定了「擁有什麼樣認同的人」才享有平等和尊嚴，個人的選擇其實非常有限。周金波另一篇小說〈鄉愁〉就表達了個人在認同上的矛盾掙扎：一個留學日本的青年，當他終於回到家鄉台灣，理所當然認為台灣是他的家園。然而，他卻不自覺地用日本文明的標準看待這個「家」，對於台灣的一切都無法習慣。於是矛盾地，他在自己的土地，卻體會到了鄉愁。[2]

歷史向我們提出了問題：如何理解這些「皇民」的認同困惑？面對這個問題，國族情感的語言是詞窮的。當有人說：「周金波身為台籍作家，卻鼓吹台灣人成為皇民。」站在國族的立場，我們當然可以將這句話視為譴責「民族罪人」的判詞。但如果我們對歷史有了更厚實的認識，這句話便可以是對「歷史時空下的個人」的理解，以及對不公義體制的深刻批判。

二、繞道而行(之2)：九〇年代的公娼存廢爭議

1997年，台北市議會決議廢止《台北市娼妓管理辦法》。《辦法》一旦失效，台北市的128名公娼，馬上就會變成非法的私娼。公娼們於是組織了「台北市公娼自救會」，抗議市府剝奪她們的工作權益。「公娼自救會」後來轉型為現在的「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繼續為性工作者的權益抗爭。

「反廢娼」的呼聲，為許多市民帶來了不解：為什麼她們不願意「從良」呢？為什麼當市府拿出了輔導轉業的措施，她們卻不要？

一種簡單的看法是：性工作者分為「自願的」和「被迫的」。對那些不願轉業的公娼來說，性工作是她們「自願」選擇的職業；多年來的從娼生涯，也讓她們對娼妓身分有了認同感，因此反對廢娼。根據公娼阿姨們的口述，這固然是一部分的事實。但性工作者面臨的困境和污名，並不能夠用簡單的「自願」或「被迫」二分法來理解。

一個簡單的提問，就可以讓這個二分法捉襟見肘：為何《台北市娼妓管理辦法》只見「妓女」而不見「男娼」？又為何根據當時的《社會秩序維護法》，私娼抓到要罰，嫖客卻不用罰？這些在在顯示，父權社會對女人的性（sexuality）是有系統地在剝削。

在個人的層次，我們當然應該尊重各種不同的職業選擇，不去批評她／他們的從業動機。站在女性主義者的立場，如果有位女性認同性工作者的身分、並且願意從事性工作，那我們當然沒有置喙的餘地。然而，這並不代表我們不應質問：為何在性產業的領域，男性和女性的資源分配會是如此不均？

父權社會（和當時的北市府）惡質的地方就在這裡：他們不去看見性工作者面臨的結構性問題，也不考慮性工作者的真實主體。當他們需要善良正派的形象時，就認定所有的公娼都是被推入火坑的「被迫」者，以便演出「拯救受害婦女」的大戲。而當「性工作」這個職業挑戰到了父權社會「貞潔女體」的想像時，他們就聲稱她們「有些」是「自願的」。其背後的潛台詞，就是說性工作的污名天經地義，是「自願從娼者」自找的。──所謂「被迫」或「自願」，在許多人口中不過是維護父權秩序的符碼。

公娼自救會裡，總是站在第一線的官大姐曾經這麼說：「我覺得自己的工作是正當的，過去是靠這個工作養活一家人，我哥哥都說，應該在家鄉給我立一個孝女碑！我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好丟臉的。再說，過去人生海海，看過那麼多人情冷暖起起落落，現在就算別人當著我的面罵我，我都可以忍受。重要的是，我要靠這個工作生存。」[3]

讀完官大姐的話，我想我們都會同意：「公娼是被迫的」這句話，和「公娼是自願的」這句話，同等地單薄、扁平、無意義。

當有人說：「公娼是被迫的。」站在父權秩序的立場，這句話當然就是維護貞良秩序的宣言，讓我們有藉口把「骯髒淫穢」的性工作全面入罪。但站在社會結構的立場，我們就會看見這當中的性別不平等、階級不平等。而當有人說：「公娼是自願的。」站在父權秩序的立場，這就只能是譴責「淫婦」的判詞。但若我們對公娼的處境能夠有更厚實的理解，我們就知道「性工作」是正正當當的生存所需。公娼們有時刻意強調的「自願」，其實是為了對抗這個社會無所不在、對「性工作」這一職業的歧視污名。[4]


三、繞道而行(之3)：「攀攀女郎」與男性氣概

二次戰後，日本被美軍佔領的期間，出現了許多專門服務美軍顧客的性工作者。其中有一些，是日本政府仿照戰時的慰安婦制度徵召而來的軍妓。在戰後窮困的環境裡，許多生活不濟的婦女便去應募。但在美軍聚集的都會區域，則不只有這些服務美軍的慰安婦，另有一些提供較為個人化、高消費服務的「攀攀女郎」。[5]

這些攀攀女郎「與美軍挽臂漫步，或搭乘美軍吉普車暢懷兜風」。她們「是戰後日本物質第一主義與消費至上主義的先驅者⋯⋯在街坊的普通人中，沒有人能像攀攀女郎大膽享用征服者的富裕。」[6]

換句話說，在戰後的性工作者群體內部，依照個別的經濟狀況，可以區分出明顯不同的階級。然而，所有的這些性工作者，在日本男性作家的筆下，一個個都變得面目模糊。彷彿她們全體作為「被美軍玷辱的日本婦女」，比她們各自不同的處境都重要得多。

根據吉見俊哉的研究：「1950年代許多日本男性作家，是透過描寫慘遭美軍性侵的日本女人重建自身的男性氣概，並以此為基礎重建民族自信心⋯⋯在這些言論中，被美軍性侵的女人，既是『值得同情的悲劇性弱者』，一方面亦『象徵強烈的女性慾望及無法掌控的性對象』⋯⋯故事裡這些女性遭逢的個人『悲劇』，經常與『外國統治下的國家全體命運』結合。最煽情的《日本的貞操》，正是這種修辭的典範。書的封面是兩個茫然自失的女性裸體，儼然在訴說『被外國士兵性侵的女性』的悲慘，不僅喚起讀者的被虐感與屈辱感，亦令人聯想到佔領下的日本這個國家的命運。」[7]

然而，這些書籍的內容「根本不是來自妓女本身，也不是出自女性之手，而是男性編輯為了迎合市場取向而杜撰的偽書。」吉見俊哉認為，像《日本的貞操》這樣的暢銷偽書，為的是一方面「確保橫暴的美軍的他者形象」，一方面是「讓男性主體得以待在安全的地方對暴力表達憤慨」，同時「選擇將富庶的『美國』納入自己的生活。」[8]

至此我們明白：當戰後的日本作家描繪「被美軍欺凌的日本女子」，往往只是要徵用國族情緒的符碼，而不是歷史的真實。如果我們把國族情緒和貞潔想像扣連到一起，所有的「攀攀女郎」就只能是「受盡美軍玷辱」的扁平樣貌。而當歷史告訴我們：「二戰後的『攀攀女郎』透過提供美軍士兵性服務，在戰後貧瘠的社會裡得到了相對富裕的生活。」我們如何能夠面對這個陳述？

站在日本國族情緒和父權秩序的立場，這樣的話顯然令人難以接受。但如果回歸歷史，從「歷史時空中的個人」去思考「攀攀女郎」的位置和限制，便有可能生出對「攀攀女郎」同情的理解。

四、回到結論，也是回到原點

最後，我們還是要回到一開始的慰安婦議題。──當我們談論慰安婦時，我們在談論什麼？

我們談了三個不直接相關的歷史事件，但我們無意要拿任何一個事件來和日本的慰安惡行作類比。正好相反，我們要強調：這三個事件和台灣慰安婦的遭遇，各自都有天差地別的歷史背景，參與其中的人也都不一樣，可以說完全沒有可類比之處。我們要做的，並不是推銷某種廉價的歷史類比，我們要提供的，是一種看待歷史的角度：考量歷史時空中的個人所身處的具體脈絡。

我們在開頭就先講了結論，我們的結論是：慰安婦制度，不但是父權社會以戰爭為名，對女性進行的剝削，更是日本政府藉國家力量施加於平民的惡行。

但如果我們缺乏對歷史時空的了解，這樣的結論，就只能是幾近無意義的情緒宣洩。如果用情緒的方式「想當然爾」地看待歷史，當我們在〈台籍慰安婦首度個案訪查分析報告〉中讀到，有人說是為了「賺錢」而接受徵召，有人說是為了「逃避人際感情包袱」而接受徵召，另有人說是為了「聽說海外好玩，藉此可以去玩」而接受徵召時 [9]，我們該如何理解？

這篇文章「繞道而行」終於繞回結論，其實也是要繞回原點。那個原點，就是歷史時空中個人真實的生命經驗。站在這樣一種歷史觀點看待慰安婦，「慰安婦是不是被迫的？如何被迫？在什麼意義上被迫？」這些問題，也才不必然是對國族情感的褻瀆、對女性貞操的污衊，而可以是一個幫助我們理解歷史縱深的艱難提問。

　
[1] 朱宥勳。2014。《學校不敢教的小說》。台北：寶瓶。頁86。
[2] 周金波的困惑絕非孤例。著名的「灣生作家」真杉靜枝也在小說中表達過類似的掙扎。見吳佩珍。2013。《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台北：聯經。頁23-59。
[3] 何春蕤、丁乃非、甯應斌主講。2005。《性政治入門：台灣性運演講集》。桃園：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頁66。
[4] 讀者也可以想想：為何性工作者需要強調「自願」才能排開那些要「勸良」她們的「善意」？
[5] 「攀攀女郎」英文為 "pan-pan girl"，據說是取性行為時發出的聲音來替她們命名。
[6] 轉引自吉見俊哉著，邱振瑞譯。2013。《親美與反美：戰後日本的政治無意識》。台北：群學。頁100。
[7] 吉見俊哉著，邱振瑞譯。2013。《親美與反美：戰後日本的政治無意識》。台北：群學。頁103-104。
[8] 同前註，頁104-105。
[9] 婦女救援基金會編。1999。《台灣慰安婦報告》。台北：商務。頁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