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道德」故事

首先我要講一個有關安海瑟薇的屁股的故事。

回程的時候，遊覽車上放的電影是《愛情藥不藥》。這部片有一些性愛場面，但這是大學生辦的活動，換句話說，車上最年輕的人也已經大一了，會有什麼問題呢？但就在安海瑟薇露出臀部，準備要和男主角在廚房來一發的時候，車上負責控場的同學大概覺得氣氛有點尷尬，於是就按了「下一章」，讓電影直接跳到下一個場景去了。

有人不舒服嗎？可是剛好上一部放的是黑幫暴力片，爆頭、斷手樣樣來，也沒被按過一次快轉。看個性愛場景會怎麼樣呢？John Lennon的名言：We live in a world where we have to hide to make love, while violence is practiced in broad daylight.

再來我要講唐諾出去抽菸的故事。

那天晚上，郭強生顯然是帶著怒意進場的。那次是唐諾和朱天心的朗讀會，唐諾和朱天心朗讀完一個段落，主持人郭強生就開始放炮。他說白天才剛參加完某個文學雜誌辦的對談，被那些年輕寫作者的輕率態度氣到。順著郭強生的話，唐諾接著指出年輕寫作者的大問題：把再主流不過的東西，當作是反抗的姿態。

一個例子是反政府。不是說反政府不好，而是大家把反政府的人當英雄，但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還有一個就是寫性，不是說寫性不好，而是大家把寫性當顛覆，但那是兩百年前的事了。

說完這段話，唐諾暫時離席到外頭抽菸。雖然整個場景很像一群老頑固聚在一起取暖，但隔著玻璃門看見唐諾嘴上的菸冒出火光，那個時候我還是很同意他的。但後來我就發現，問題不僅僅在寫性被當成反抗的姿態，問題在於性總是被當成具有「某種」姿態，例如顛覆的性、藝術的性、教育的性、學術的性，甚至就連色情的性都比隨機日常的性更能夠被理解──我們現在已經有A片了，看這幹嘛？還不如回家看A片就好。

最後，我要講有關朱宥勳的盲腸的故事。

有一位翻譯台灣小說的譯者問朱宥勳：為什麼台灣小說裡面，如果不是把性愛場景當作主題來寫，就是完全不寫？聽到這個問題，朱宥勳覺得真是「突破盲腸了」，畢竟讀者通常只會注意到作者「寫了什麼」，但很難注意到作者們「都沒寫什麼」。正如福爾摩斯教我們的：「狗為什麼不叫」經常比「狗為什麼叫了」更值得在意。在外語小說的對照之下，這個不易察覺但饒富意味的細節就浮現出來了。

朱宥勳的解釋是，台灣小說家有「去具體脈絡」的傾向，連人物時間地點都不願意明確交待，像性愛這樣更加具體的細節，當然就被許多小說家略過不寫。

我的解釋是：對我們來說，性愛是一塊異物。我們可以接受電腦下載A片，甚至現在要辦色情片播映會大概也不會怎麼樣 (註)。但當它出現在日常生活裡，它就是一塊異物，讓人尷尬無所適從，只有放到特定的文類當中才覺得舒適。如果要寫性，我就專書出來寫；要看做愛，你就去找A片。性的日常性不存在，用傅柯式的話來講，是謂性科學的全面勝利。

註：我指的，當然，是相較於1995年的「台大女宿A片事件」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