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水源檔案館有一個裝置藝術計畫《臺大藏珍閣》，其中一個子計畫叫做「烏托邦之書」。策展人請了我和其他幾個人，在記事本上寫或畫出我們想像中的烏托邦。我的繪畫技術太爛，所以寫了十四篇純文字的東西交稿，每一篇都是一個我嚮往的社會改造計畫。交稿那天，策展人在捷運上閱讀我的那本「烏托邦之書」，突然開始擔心「要是旁邊的乘客發現我在讀什麼怎麼辦？要是他們發現我在讀的書太偏激，有毒害社會思想的嫌疑，我會不會被哪些人抓走⋯⋯」
然後她說了一段我很珍惜的話：
在我看起來，裡面寫的文字就像你有時候在 facebook 上會寫的那些東西一樣，感覺很尖銳、很反社會，尖到我不知道如果不認識你的人會不會覺得這就是個中二的小屁孩，或者說把你看到的很多事情都批判攻擊光光了，那你活在這世界上還能相信什麼。可是可能因為我認識你，因為我聽過你跟我聊的一些東西，因為我們屈指可數的幾次見面都可以聊很多，或甚至因為我知道你會看我在facebook上寫的文字⋯⋯反正因為我對你的認識（也許正確也許錯誤也許不完整），會讓我相信在那些尖銳到不行的文字背後還有種柔軟，把全世界都攻擊解構之後還是會本能地相信一點什麼（或是，質疑和遲疑一點什麼）。只是不知道我這樣的認知或感覺是不是對的。
以下是我的回應：
195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我認為他的問題一部分也是我的問題。他有個很有名的小說叫《異鄉人》，你大概也看過。主角是一個徹底誠實的人，他不願意為了讓自己好過一點而撒任何一個謊。媽媽死掉了，他連裝都不裝一下，沒隔幾天就去跟女朋友約會，後來在沙灘上跟阿拉伯人口角，失控把對方殺了。小說的後半部是法庭審判，檢察官一直強調他對母親之死多麼無動於衷、隔天就跑去玩多麼不當一回事，想要把他塑造成一個純然邪惡的人；就連應該要幫忙他的辯護律師，也在要求他說謊，想要把他塑造成一個善良的人：「你能不能說你不是不難過，只是隱藏起內心的情感而已？」當然，主角拒絕了，他堅持100%地對自己誠實，以至於最後替自己換來了死刑。
《異鄉人》的法庭想要把主角塑造成一個單純邪惡的人，認為這樣就可以解決事情，然而審判其實並沒有發生，因為法庭上所審判的，根本是一個不存在的想像人物，是他們印象中一個邪惡人物該有的樣子。對卡繆來說，如果《異鄉人》裡面殺人的主角是誠實的，而將他定罪的法庭反而是荒謬的，那麼究竟誰可以審判一個殺人的人？在卡繆所揭露的荒謬情境之下，彷彿一切的道德都相對化了，卡繆難道要逼我們認定殺人沒有對錯嗎？這是很多人對卡繆的批評。
回到我。我是一個厭惡所有虛偽客套的人，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真實地面對自己，面對人性就是有很多黑暗醜惡的部分。對我來說，倫理道德大部分時候的用途，都是用來貶低別人，假裝自己沒有黑暗醜惡的一面。我討厭道德的語言，我批評甚至是詆毀道德教訓。
當我的思索誠實到了極限的時候，當然也會有類似《異鄉人》所帶來的那種困惑。但我的解答，或者我能夠做到的事情，跟卡繆不太一樣。
那我做什麼呢？當我看到一些社會上的邊緣人物、甚至是即將被社會唾棄甚至清除的人物——比方說鄭捷好了，我希望我能夠不帶道德地看他，或者說不帶一般道德地看他。我想要了解為什麼有人會想要去捷運車廂隨機殺人。不是那種自以為的了解，我希望我能夠變成他，去體會這樣一種殺人的衝動是什麼？直到我真的可以想像，下一秒我就決定拿刀出門為止。
我這樣做是要幹嘛呢？因為我希望對人性能有誠實的了解，了解即便是最最背德的人，他一定有某些我們作為一個人也能夠了解的東西。也許可以說我的企圖心是要去體會所有被社會遺棄的渣滓，或者所有不被社會容許的人們，內心在想什麼。因為平常我跟人互動，不太會用道德的眼光去審判別人，所以自然有很多人願意跟我聊他們心中的黑暗面、他們所做過的不被社會容許的事情。這些人或者有他不可控制的黑暗面，或者有他不可控制的『敗德』的想法，但他們也都知道這一點，這正是他們真刀真槍的每日掙扎所在。正是在嘗試體會這些超出倫理道德的內在聲音之際，我可以感受到某種比較真實的、有溫度而且更重要，有韌度的人性。
我想要讓人類世界也都能正視這些東西，直面這些東西，了解他們的價值。而不是用一種蒼白、單薄、毫無韌性的無聊道德來規制所有人，這樣正正抹煞了我最珍視的東西。也許這就是你說的，「我背後的某種柔軟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