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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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Paper by 53.

學者的倫理與行動者的倫理

最近「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的命名案通過了。消息出來後，一位推動這件事情的朋友，卻和一位研究過這段歷史的同學吵了起來。原因是，在某一次說明會上，推動命名的朋友特別向研究這段歷史的同學請教了陳文成事件的經過。當他們談到了某些細節時，後者忍不住產生了一種「你怎麼連這也不知道」的詫異。正因如此，命名案通過後，那位研究歷史的同學就對那位推動命名的朋友提出了質疑，認為他所以要推動命名，會不會「只是受到意識形態驅使」，而不是真的要做轉型正義。

他們的爭執，使我想起了我個人的困惑——知識學習者（學者）的倫理，和政治行動者的倫理，彼此之間的衝突應該如何協調？這個困惑，自從我開始參與政治以來就不斷出現。我個人的天性傾向是比較接近於學者性格的，我喜歡於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大致弄清楚以後再做決定。然而同時，我卻又認為人有責任對過去歷史做出當下現實的回應。這當中的矛盾就在於：如果要推動轉型正義，那就必須先弄清楚歷史，但是，誰有把握說她／他真正弄清楚了歷史？

今年228期間，不少蔣銅像輪番被各路人馬潑漆。潑漆當然可能是轉型正義的一種方法，但我的疑慮在於：那些去潑漆的人當中，有不少恐怕都是活到二十多歲之後，某日在一個社團聚會或政治演講的場合，才「突然知道」國民黨殺過好多好多人。甚至，某一個自稱「覺醒公民」的臉書專頁，還寫了一篇「今天是228紀念日，68年前的今天，就是台灣人被大屠殺的日子」這類完全沒搞清楚狀況的貼文。而在228過後，許多人看到管仁健談「308大屠殺」的文章，才彷彿第一次聽說「308大屠殺」一樣。

我當然知道228的許多真相至今仍未明朗，沒有真相也就沒有原諒。但我的疑惑是：這些「突然知道」的人們，在他們「突然知道」之前，到底都在幹嘛？他們不知道，許雪姬、張炎憲、陳翠蓮、陳儀深⋯⋯這些學者的研究已經出版多久了嗎？怎麼搞到現在才「突然知道」？

就這個意義上，我想我可以理解那位研究過陳文成事件的同學的質疑。歷史畢竟不是一件衣服，穿上去一件「本土史觀」，就可以自稱了解歷史。如果硬要比喻的話，歷史比較像是一本厚書，你買完書之後，事情才要開始，絕大部份的事情，你必須自己去看才會知道。

在對歷史有一定程度了解之前就馬上行動，我認為那遠不是轉型正義方法。畢竟，轉型正義的第一要務，就是要了解歷史的事實。我認為，不只是轉型正義如此，假如你要做一個政治行動者，那麼首要條件就是要具備足夠的政治知識。而假如你要做一個記憶政治的行動者（如推動轉型正義），首要條件當然就是要具備足夠的歷史知識了。

然而，然而，然而，很重要所以說三次——我知道這個說法也有它的危險性。這個說法很容易讓人以為，我們一定要完全搞清楚歷史之後才能行動。然而事實上，沒有人能夠完全搞清楚歷史，那到底誰才有資格行動？事實上，而這個「凡事必須先弄清楚」的學者倫理，往往也變成知識分子「不做行動」的藉口，而所謂倫理的背後，或許掩藏了更多的懦弱（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

這也就是我所謂的「學者的倫理（指知識的學習者的倫理）」和「行動者的倫理」之間的衝突。以前的我為了同時照顧到學者的倫理與行動者的責任，處理這個問題，對自己進行了角色切割。我把自己區分成「行動時刻的我」和「平常時刻的我」。當我決定去執行某個政治行動，我便暫時進入「行動時刻」，此時的我服膺政治行動者的倫理，關心什麼方法可以達到我們的政治目標。而當這次政治行動結束之後，我便回到「平常時刻」，關心什麼方法可以更接近歷史的真相。這就好像有人喜歡把Mac切割成雙系統一樣，當必須要跑windows程式的時候，就把Mac切換到windows系統。但這兩種系統彼此互不相容，無法同時運作。

我把這個想法和那位推動命名的朋友討論（他也是一個對知識與行動的自省能力很強的人），他卻認為這中間沒有「衝突」。對他來說，「當下所做出的行動，和過去所累積的的知識是有關的，作為一個充足知識的行動者，才能做出比腦衝更多的政治判斷。」——也就是說，雖然他也明白行動者和學者是不同的角色，但兩者之間的運作邏輯並不衝突，反而正因為同時也是一個學者，當他作為一個行動者的時候，會比別人對當下的行動有更加深刻的認識。

這位朋友作為行動者的成分，畢竟還是比我多了許多，因此當他看到有人質疑他「是不是只是意識形態的驅使」時，還是難掩激動。我必須要說，其實我很能理解那位同學對他的質疑，因為在我大學的時候，我看待轉型正義的眼光就是「都只是受到意識形態驅使」。但當時的我無法回答的是，那究竟誰才有資格能夠「真正地」透過行動來回應歷史呢？——我對歷史和政治的反省，怎麼最終會成為限制了我不去做任何行動的藉口？

在這件事上，我得要感謝我朋友。因為他捲在這麼多政治行動裡，連帶也把我一起捲進去。對他來說，對於歷史知識的了解，加深了他對於行動的認識。而對我來說，因為曾經親身進入過一些「行動時刻」，才使我對歷史有了更多面向的思考。或許「學者」與「行動者」的倫理，確實不如我原本所想的那般「互不相容」。

大驚小怪

昨天一位同所同學在臉書上抱怨：

「是我太大驚小怪，還是我應該繼續覺得他們特別？今天在男廁小解時，旁邊跑來一位對面所的同學，他像幼稚園小朋友一樣，把整件褲子拉到屁股以下小解……」

下面的留言：「是不是長的胖胖戴粗框眼鏡？」「就是那位沒錯，以後我要叫他脫褲哥。」

什麼叫做大驚小怪，這樣就叫做大驚小怪啊。什麼叫做關你屁事，這樣就叫做關你屁事啊。上廁所時露出一對屁股並不會傷害任何人，幫別人取莫名其妙的綽號才會，好嗎？

我可以是個拉子

前天一個獨身很久的學長說，他其實很想要有小孩。我就開玩笑說，那是不是要趕快存起來，免得找到對象的時候就來不及了。後來另一個朋友說，這個玩笑開得很大，因為它戳中了「男人最重要的東西」——雄性象徵。但是，我並不認為雄性象徵是男人最重要的東西。

「那什麼才是男人最重要的東西？」

老實說，我還真想不到有什麼是男人非有不可的。當然，這個問題拿來問我，那根本就是問錯人了。因為這個問題只對那些在乎男性認同的人有意義，他們透過彼此確認「男人最重要的東西」，再一次印證自己「是一個男人」。然而對我來說，我又不在乎自己是不是男人，因此不管男人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對我來說都沒有差別。

但弔詭的是，我卻很在乎「女人最重要的是什麼」。我想那是因為，女人是我慾望的對象，所以我很在乎我喜歡的女人會是什麼樣子，我也會替女人們排出一個屬於我個人偏好的順序。

「所以，你可以是一個拉子？」

我想是的，我可以像一個異性戀男人那樣去愛女人；也不妨像一個拉子那樣去愛女人。

補記：女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大驚小怪。我最受不了大驚小怪的女人。

2013年11月30日

三十萬人的那邊，花五百萬元登廣告，動員幾十部遊覽車出出入入，目的是阻止某些相愛的人在一起。另一邊只有六百人，開一台破發財車，用麥克筆自製看版，唯一的目的，只是想和相愛的人結婚。如果當天，耶穌基督就在台北，你覺得祂會站在哪裡？

「逞強」

我又感冒了，似乎是每年都要感過一次冒才算過年。去年那一次，感冒引發的燒聲竟然持續了一個多月。那段時間內，我的聲音完全變了，說話時，彷彿是另一個人在講我的話，有點不真實，更多的是好笑。

感冒這件事，使我想到，我似乎是一個很愛逞強的人。我說的逞強，指的是不希望別人覺得自己有什麼問題，喜歡裝沒事，不歡迎別人的關心，更討厭接受安慰。小朋友生病，最難過的事情大概還是打針吃藥看醫生吧？對我來說，生病感冒最難過的事情不是這些，而是必須承受大人的焦慮。每當感冒時，家人就會叫我「多穿一點」、「要去看醫生才會快點好」……但我真正需要的只是喝杯溫水，好好休息。因此到了現在，每當鼻水不停、咳嗽不止的時候，即便拖著病體，我還是不願意待在家裡，反倒喜歡「出門休息」。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也許是我討厭被罵吧？我從小是個乖小孩、好學生，在父母老師眼中，我的麻煩除了太過害羞，大概就只有太常生病了。因此生病的時候，幾乎就是我唯一會被責罵的時候。「以後還敢不敢穿那麼少」「看看你的爛鼻子」……說真的，跟這些責罵比起來，我一點也不覺得感冒是多不舒服的事情，所以，我還寧願裝沒事，撐過去。

這個怕被罵的心情，長大之後也許就變成了「怕被批評」吧？這就是我要說的逞強了：就是明明做得有點勉強，但卻總要投入更多時間心力一試再試，非要做到自己也可以接受了，才敢把成果拿出來示人。也因為這個習慣，我做事情總是比別人慢很多。但這個習慣似乎也有好處：正因為擔憂自己會被批評，怕人家覺得自己不好，所以做得更認真更投入，成果也就往往超出預期。

比方說，最近答應幫忙某位老師做的訪談工作，紀錄一位學者的學術經歷。本來都以為只是很簡單的工作，只要準備幾個問題請他回答就好，但實際進行之後，發現有很多值得深究的地方，於是我就開始埋首書堆，提了一些我自己覺得比較有趣的問題。結果老師因為我多做了這些事，也變得更加認真，最後我們擬定了一個比較深入的訪談綱要。

就結果來說，這似乎是件好事。但我是不是應該更自在一點，別再那麼彆扭，老是想著要「逞強」呢？

司法官只會考試？

去年323衝進行政院的人，有的人被起訴了，有的人沒被起訴。幾位朋友都不懂法律，搞不懂起訴或不起訴的標準，於是我們打開臉書，請教一位考上司法官的朋友。結果那位朋友回答：「題目通常都會給你充分的條件啦！」天，他怎麼會認為我們在問他考試技巧啊......

路人有路人的艱難

在318運動裡，我是一個純粹的路人。我所做過的全部事情，就是到青島東路靜坐一個禮拜，沒了。每當他們爭論運動路線、抱怨決策程序的時候，我完全插不上話。但是這些都不是我的重點，因為路人有路人的艱難。關於318，我有三個屬於路人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是我親身遇到的。那天坐公車經過青島東路，鄰座的中年女士忽然轉頭問我「你是台大學生嗎？」她接著說：你們年輕人眼光別這麼狹隘，全世界都在跟中國貿易欸。⋯⋯你很崇拜賈伯斯吧？以前我跟我先生住在美國的時候，他們的年輕人多麼ambitious啊。（我說英文你聽得懂吧？）

是的，當然，我聽得懂。我不只聽得懂英文，我還聽得懂她話語中透露出的，很多別的。別誤會，鄰座女士畢竟是一個有修養的人。她熟讀耶穌行誼，仰慕美國的強盛與文明，對我說話時非常和氣——畢竟，我是一個聽得懂英文的台大學生。

但耶穌是誰呢？我看到他替貧農、妓女和痲瘋病人施洗，他們中間沒有人會說希臘語。我看到他同剝削農民的祭司相爭，打翻了聖殿裡堆放銀幣的桌子。而美國是個什麼地方呢？它除了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我還看到它是一個迸發民權運動的地方，是一個每天有人為了性別平等而爭辯的地方，是一個當少數人遭受歧視時，會有人上街舉牌的地方。

然而，面對眼前這位溫和有禮的女士，我該如何回應她呢？畢竟，我之所以看到這些，多多少少，由於我是一個聽得懂英文的台大學生。

第二個故事，是看來的。退出議場的前一天，現場氣氛相對和緩了些。三五人聚在一起喝酒唱歌，攤販在路邊烤著免費香腸。「真是便宜了那些街友。」一個排隊領香腸的學生這麼說。

自此以後，我再也無法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這場運動究竟所為何來？我告訴自己：就算我老到忘了這整場運動，也要努力記住這個故事，以及它所帶來的困惑。

第三個故事，其實不是318運動了，是緊接著發生的428反核運動（佔領忠孝西路）。一個反對蘭嶼核廢場的原住民女青年，在抗議現場遇到了一個原住民鎮暴男警。「你知道另一個排灣族部落也要被放核廢料嗎，」青年問：「你是哪一個部落的？」鎮暴警察於是別過頭去，眼神埋進了盾牌圍牆的最深處。

這兩個人是誰呢，我問自己。他們是注定相遇的抗議民眾和鎮暴警察，還是不期而遇的兩個原住民青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們兩個都是這整起事件的路人。他們無力決定這個世界的走向，卻各自都有無可奈何的理由，走上了這同一條街。

同樣作為一個路人——如果哪一天，我剛好就是那位鎮暴警察，我會握緊盾牌繼續壓制，還是偷偷轉過頭去？如果哪一天，我剛好就是那位抗議青年，我會因為這場戲劇般的遭遇心灰意冷，還是更加痛著恨著這個世界？

路人有路人的艱難，面對這篇文章的所有問號，我統統沒有答案。

註：本文後兩個故事，源自於以下兩則貼文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dee-chen/隨筆/10152127307469633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2821483093975

回歸老派書寫

臉書越來越無聊了。以前的臉書有太多新奇的訊息，各門各路的朋友轉貼他們認為重要的社會議題，再熱情地加上自己的評論。近來不曉得是臉書的計算法則變了，還是大家都累了，這類文章越來越少了。即便有，談的也大致都是一些我們大致可以預測的觀點，Haters gonna hate; leftists gonna be left. 而我自己，也逐漸厭倦於不斷注意貼文的按讚數量。

一開始注意自己貼文的按讚數，是因為急切地渴望被閱讀，被談論；而現在則反而開始擔心「貼這樣的文章會不會太不禮貌？這是公開場合耶，大家都會看到耶！」為了維持某種「臉書禮節」，而去關注自己的按讚數量，藉以維持某種最底線的場面和客套，這完全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書寫習慣。兩種都不是。

或許，也是懷念大學時期的知識消化模式吧。因而，我重新開張了部落格，叫做「回歸老派書寫」，回歸老派書寫。

「歷史」與「當下」的政治

有人說，向偉人銅像噴漆是「獨裁行為」，沒有得到民主程序的認可，是謂民粹。至於偉人本人雖然也很獨裁，但「那個時代誰不獨裁」。這個說法顯然是在劃分「歷史」與「當下」的界線：凡是大時代大環境之下所發生的無可奈何之事，那麼就屬於歷史的範疇，是時代的悲歌。而對於「當下」發生的事件，我們就必須拿著應然的量尺嚴格丈量，並在它們溢出尺杖的時候嚴加批判。但是，「歷史」與「當下」究竟該如何區分？我認為這個問題，其實就是「歷史的政治」（politics of history）的核心。

試舉一例以說明。向偉人銅像噴漆，固然是非經民主程序認可的行為；但偉人銅像的設立，難道一開始不就是非經民主程序認可的行為嗎？共和國當下的民主，並無法替歷史上的人們做出決定（民主無法回溯），所以共和國的人們，只有透過另一個當下的「非民主」行動，試圖把銅像所代表的歷史印象給銷融掉——並同時再凝鑄另外一幀「無辜者」和「責任者」的歷史圖像。對於噴漆者來說，這不叫做「銷毀歷史」，這反而是要歷史「回歸原貌」，讓歷史回復成沒有獨裁統治之前的樣子。說到底，這其實也是在區分「歷史」和「當下」，只不過他們畫線的位置並不一樣，他們要把安坐在「歷史」沙發上的偉人，拉到「當下」的責任法庭上。

然而另一方面，對許多反噴漆者來說，血腥鎮壓及白色恐怖的慘劇，是被後人無限制誇大用以謀求政治利益的；而這也正是他們所要銷融的歷史區域——他們嘗試把血腥鎮壓及白色恐怖的歷史記憶「當下」化。可見噴漆者和反噴漆者矛盾的核心，就發生在他們對於紛雜歷史記憶中的何者應該進入「歷史」，何者又應該發配到「當下」缺乏共識。

什麼該被史筆所書而凝固下來，什麼又該被銷融，這就是歷史的政治，或者更精確說，是一種「歷史記憶的政治」。然而令人困惑的地方在於，依照「歷史」一詞的嚴格意義，任何發生過的事件其實都是歷史。是故所謂「歷史」和「當下」的劃界，究其實必然都是某種「政治」上的判斷。

而我們必須記得的是：民主無法回溯。共和國當下的民主，永遠無法替更早以前的歷史主體賦予任何（不）正當性。「歷史的政治」，它屬於過去，屬於記憶；它是無法「民主化」的。是故，任何在歷史的政治中展開的衝突，似乎都只能是敵我劃分的政治。正是這一點引起了我對轉型正義方法論的最大困惑，或者不安。

韋伯與「官僚化」

韋伯說現代社會不可避免地會導向「官僚化」。請注意，韋伯說的是「現代社會」，而不是「資本主義社會」。事實上，他認為社會主義革命「沒有太大用處，因為它無力解決現代社會主要的問題，也就是社會生活的『官僚化』（Bürokratisierung）。根據他的看法，在這種過程中，不管生產工具隸屬於誰，官僚體制只會毫不留情地壯大下去。」

「角色」和「角色的幻影」面對面

《唐吉訶德》是一部起源於許多「先決條件」的小說。比方說，如果沒有在它之前流行過種種正正經經的騎士小說，那麼塞萬提斯也不會起心動念要去嘲諷它們，這樣一來，騎著老弱瘦馬的唐吉訶德的背影也許永遠也不會浮上塞萬提斯腦際的地平線。

《唐吉訶德》的第二冊則更是先決條件的產物。《唐吉訶德》的第二冊在第一冊已經廣為人知數年之後才開始動筆，市面上還出現了不知名作者的山寨續集。當塞萬提斯看到這個山寨版時，起先怒不可遏，後來卻決定幽他一默。第二部的最後，唐吉訶德和桑丘被冒險歷程中的挫折擊倒，決定回返家鄉拉曼查，途中他們遇到一位叫做阿爾瓦羅的剽竊慣犯，阿爾瓦羅一聽到他們的名字就驚訝不已，因為他所認識的桑丘和唐吉訶德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

《唐吉訶德》必須重讀

《唐吉訶德》是一部滑稽之作，但遠不是只有向風車宣戰這種表面上的滑稽。根據米蘭．昆德拉提供的讀法，它還有一種遠為細膩的滑稽，而且必須在重讀的時候才看得出來。例如說，小說裡有一位和藹的鄉下士紳邀請唐吉訶德來家裡作客，士紳的兒子看出唐吉訶德是個瘋子，所以對他愛理不理。後來唐吉訶德聽說士紳的兒子是位年輕詩人，馬上請他朗讀自己的詩作，士紳的兒子竟也欣然應允，等他得到唐吉訶德的恭維之後，更是眉飛色舞，樂不可支。

我們第一次讀的時候，會在士紳兒子「欣然應允」之後開始發笑，笑這位年輕詩人竟然把一位瘋子的捧場當回事。但我們第二次看的時候，我們會在士紳兒子對唐吉訶德愛理不理的時候就開始發笑。根據我自己的體驗，等到看到「欣然應允」的部分時，我反而不覺得有什麼好笑了，倒是油然生出某種世事如斯的感嘆。

米蘭．昆德拉說，這個不只是重讀的特殊經驗。這個其實就是人類年長以後看待世界的方式。老人因為太有經驗了，每一次遇到事情，或多或少都像在重讀，所以他們很容易比年輕人早先一步笑出來，能夠讓他們不帶滑稽、嚴肅以待的事情也越來越少。

張惠妹的對手是誰？

「五燈獎」是我有記憶以來最早期的歌唱比賽節目了。當年張惠妹在五燈獎選唱了〈海上花〉這首歌，當她唱到「徜徉在起伏的波浪中隱隱地蕩漾」的時候突然忘詞，只好唱成「徜徉在徜徉的徜徉中⋯⋯蕩漾，是我的一生」。就因為這一句忘詞，張惠妹丟了五燈獎衛冕者的地位，讓挑戰者「黃小姐」挑戰成功。這一段影片很有名，因為張惠妹自己也說，這是她早期出道前的重大挫敗，讓她日後十幾年既不願唱也不願聽〈海上花〉這首歌。

所以當電視節目製作張惠妹特輯，總是要把這一段當年五燈獎忘詞的影片翻出來重播。但每一次，他們都只剪了張惠妹的畫面，甚至在評審宣布「黃小姐」挑戰成功之後，鏡頭也只帶到張惠妹眼含淚水的畫面。我好想好想知道，「黃小姐」的歌聲究竟聽起來像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