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論慰安婦時，我們在談論什麼？

零、先講結論

「慰安婦」是什麼？先講結論：「慰安婦」是二戰時期，日本政府徵召殖民地或佔領地的婦女，充當「隨軍妓女」的制度。慰安婦制度，不但是父權社會以戰爭為名，對女性進行的剝削，更是日本政府藉國家力量施加於平民的惡行。

但結論，毋寧只是個開端而已。最近，日本政府對曾在韓國做出的慰安惡行正式道歉，並協議賠償。然而，日本政府對台灣方面的態度，卻非常消極，無論民間和官方如何跨海抗議，始終得不到一句正式的道歉，更遑論實質的反省和賠償。我們認為，台灣政府應有更積極的外交作為，同時，我們面對「慰安婦」這段歷史，也應有更冷靜、更深層的認識。

慰安婦議題之所以動輒挑動我們的情緒，是因為它不止牽涉到「反殖民」的國族問題，也牽涉到「性剝削」這樣的性別問題。在「國族維度」和「性別維度」兩相交纏之下，歷史往往就被扭曲了。許多人談及慰安婦時，其實只是藉著「慰安婦」這個符碼，來渲染當代的民族情感，或是彰顯特定的性別觀點。

在以下的文章裡，我們嘗試提供一個「歷史地」談論慰安婦的可能角度。我們將會討論三個和「慰安婦」並不直接相關的歷史事件，最後再回到慰安婦議題。請讀者原諒我們看似迂迴的「繞道而行」，因為繞道而行，才有機會一窺月的背面。在讀下去之前，我們也要請求讀者暫時忘記我們要談「慰安婦」，而直接對我們提出的歷史事件進行思考。

這三個歷史事件中的前兩個，一個主要只有「國族維度」，另一個主要只有「性別維度」。一次只談一個維度，或許有助於釐清兩相纏繞的複雜問題。第三個歷史事件，既有「國族」的維度，也有「性別」的維度，但發生地不在台灣。站在旁觀者的角度看歷史，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冷靜思考的餘裕吧。

一、繞道而行(之1)：「皇民化作家」周金波

周金波是一位發跡於日治時期的台籍作家，他最有名的作品叫做〈志願兵〉。

「志願兵」指的是皇民化後期實施的一種志願役制度。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折損了大量兵員，於是強力鼓吹台籍青年志願參軍。〈志願兵〉裡共有三位主角：敘事者「我」、高進六和張明貴。這三個人都是嚮往成為皇民的台籍青年，彼此為了「如何真正成為日本皇民」而起爭執。小說的最後，高進六聽聞陸軍招募志願兵的消息，便決定以血書表明「成為皇民」的志向，加入了志願兵的隊伍。另外兩位主角「我」和張明貴聽說此事後，大為震撼，不得不承認高進六才是「真正為台灣好的人材」。

對戰後的讀者來說，這樣的小說，不論怎麼讀都很尷尬。無論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或「台灣人」，〈志願兵〉恐怕都只能視為替殖民者張目的政治宣傳。很長一段時間，周金波的文學史地位，也就是用一筆「皇民化作家」來帶過。但回歸歷史，我們不得不問：周金波為什麼要去當一個「皇民化作家」？

根據朱宥勳的解釋：周金波「十三歲赴日讀書，並且取得了牙醫師資格回台開業。也就是說，他人格養成最重要的少年時代是在日本接受教育的，很自然地，他從頭到尾都覺得自己是個日本人。他代表了當時一部分人的想法，認為日本文化等於進步的文化，相對於傳統的、落後的台灣本土文化。因此，他們自居為比較進步的那種人，認為要將『同胞』從落後的文化中提升上來，讓他們成為日本人，過著更現代化更好的生活。」[1]

如果站在民族主義的情緒浪頭，周金波這樣的政治表態，就只能視為背叛台灣、背叛中國的「台奸」、「皇民」。但如果回歸到歷史，當我們去想像個人在歷史時空中的能耐和限制，我們就能夠理解：周金波其實代表了當時台灣某一類的人。這些人從未想過「為虎作倀」，而是真心相信台灣人應該擁有和日本人一樣的地位。台灣人要怎樣才能成為「皇民」、成為和內地人平起平坐的「日本人」？──當國家機器設定了認同遊戲的基本規則，這個問題便成為了一整代人真真實實的生命難題。

這個難題，並不是「要不要替殖民者做事」這麼簡單。當國家設定了「擁有什麼樣認同的人」才享有平等和尊嚴，個人的選擇其實非常有限。周金波另一篇小說〈鄉愁〉就表達了個人在認同上的矛盾掙扎：一個留學日本的青年，當他終於回到家鄉台灣，理所當然認為台灣是他的家園。然而，他卻不自覺地用日本文明的標準看待這個「家」，對於台灣的一切都無法習慣。於是矛盾地，他在自己的土地，卻體會到了鄉愁。[2]

歷史向我們提出了問題：如何理解這些「皇民」的認同困惑？面對這個問題，國族情感的語言是詞窮的。當有人說：「周金波身為台籍作家，卻鼓吹台灣人成為皇民。」站在國族的立場，我們當然可以將這句話視為譴責「民族罪人」的判詞。但如果我們對歷史有了更厚實的認識，這句話便可以是對「歷史時空下的個人」的理解，以及對不公義體制的深刻批判。

二、繞道而行(之2)：九〇年代的公娼存廢爭議

1997年，台北市議會決議廢止《台北市娼妓管理辦法》。《辦法》一旦失效，台北市的128名公娼，馬上就會變成非法的私娼。公娼們於是組織了「台北市公娼自救會」，抗議市府剝奪她們的工作權益。「公娼自救會」後來轉型為現在的「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繼續為性工作者的權益抗爭。

「反廢娼」的呼聲，為許多市民帶來了不解：為什麼她們不願意「從良」呢？為什麼當市府拿出了輔導轉業的措施，她們卻不要？

一種簡單的看法是：性工作者分為「自願的」和「被迫的」。對那些不願轉業的公娼來說，性工作是她們「自願」選擇的職業；多年來的從娼生涯，也讓她們對娼妓身分有了認同感，因此反對廢娼。根據公娼阿姨們的口述，這固然是一部分的事實。但性工作者面臨的困境和污名，並不能夠用簡單的「自願」或「被迫」二分法來理解。

一個簡單的提問，就可以讓這個二分法捉襟見肘：為何《台北市娼妓管理辦法》只見「妓女」而不見「男娼」？又為何根據當時的《社會秩序維護法》，私娼抓到要罰，嫖客卻不用罰？這些在在顯示，父權社會對女人的性（sexuality）是有系統地在剝削。

在個人的層次，我們當然應該尊重各種不同的職業選擇，不去批評她／他們的從業動機。站在女性主義者的立場，如果有位女性認同性工作者的身分、並且願意從事性工作，那我們當然沒有置喙的餘地。然而，這並不代表我們不應質問：為何在性產業的領域，男性和女性的資源分配會是如此不均？

父權社會（和當時的北市府）惡質的地方就在這裡：他們不去看見性工作者面臨的結構性問題，也不考慮性工作者的真實主體。當他們需要善良正派的形象時，就認定所有的公娼都是被推入火坑的「被迫」者，以便演出「拯救受害婦女」的大戲。而當「性工作」這個職業挑戰到了父權社會「貞潔女體」的想像時，他們就聲稱她們「有些」是「自願的」。其背後的潛台詞，就是說性工作的污名天經地義，是「自願從娼者」自找的。──所謂「被迫」或「自願」，在許多人口中不過是維護父權秩序的符碼。

公娼自救會裡，總是站在第一線的官大姐曾經這麼說：「我覺得自己的工作是正當的，過去是靠這個工作養活一家人，我哥哥都說，應該在家鄉給我立一個孝女碑！我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好丟臉的。再說，過去人生海海，看過那麼多人情冷暖起起落落，現在就算別人當著我的面罵我，我都可以忍受。重要的是，我要靠這個工作生存。」[3]

讀完官大姐的話，我想我們都會同意：「公娼是被迫的」這句話，和「公娼是自願的」這句話，同等地單薄、扁平、無意義。

當有人說：「公娼是被迫的。」站在父權秩序的立場，這句話當然就是維護貞良秩序的宣言，讓我們有藉口把「骯髒淫穢」的性工作全面入罪。但站在社會結構的立場，我們就會看見這當中的性別不平等、階級不平等。而當有人說：「公娼是自願的。」站在父權秩序的立場，這就只能是譴責「淫婦」的判詞。但若我們對公娼的處境能夠有更厚實的理解，我們就知道「性工作」是正正當當的生存所需。公娼們有時刻意強調的「自願」，其實是為了對抗這個社會無所不在、對「性工作」這一職業的歧視污名。[4]


三、繞道而行(之3)：「攀攀女郎」與男性氣概

二次戰後，日本被美軍佔領的期間，出現了許多專門服務美軍顧客的性工作者。其中有一些，是日本政府仿照戰時的慰安婦制度徵召而來的軍妓。在戰後窮困的環境裡，許多生活不濟的婦女便去應募。但在美軍聚集的都會區域，則不只有這些服務美軍的慰安婦，另有一些提供較為個人化、高消費服務的「攀攀女郎」。[5]

這些攀攀女郎「與美軍挽臂漫步，或搭乘美軍吉普車暢懷兜風」。她們「是戰後日本物質第一主義與消費至上主義的先驅者⋯⋯在街坊的普通人中，沒有人能像攀攀女郎大膽享用征服者的富裕。」[6]

換句話說，在戰後的性工作者群體內部，依照個別的經濟狀況，可以區分出明顯不同的階級。然而，所有的這些性工作者，在日本男性作家的筆下，一個個都變得面目模糊。彷彿她們全體作為「被美軍玷辱的日本婦女」，比她們各自不同的處境都重要得多。

根據吉見俊哉的研究：「1950年代許多日本男性作家，是透過描寫慘遭美軍性侵的日本女人重建自身的男性氣概，並以此為基礎重建民族自信心⋯⋯在這些言論中，被美軍性侵的女人，既是『值得同情的悲劇性弱者』，一方面亦『象徵強烈的女性慾望及無法掌控的性對象』⋯⋯故事裡這些女性遭逢的個人『悲劇』，經常與『外國統治下的國家全體命運』結合。最煽情的《日本的貞操》，正是這種修辭的典範。書的封面是兩個茫然自失的女性裸體，儼然在訴說『被外國士兵性侵的女性』的悲慘，不僅喚起讀者的被虐感與屈辱感，亦令人聯想到佔領下的日本這個國家的命運。」[7]

然而，這些書籍的內容「根本不是來自妓女本身，也不是出自女性之手，而是男性編輯為了迎合市場取向而杜撰的偽書。」吉見俊哉認為，像《日本的貞操》這樣的暢銷偽書，為的是一方面「確保橫暴的美軍的他者形象」，一方面是「讓男性主體得以待在安全的地方對暴力表達憤慨」，同時「選擇將富庶的『美國』納入自己的生活。」[8]

至此我們明白：當戰後的日本作家描繪「被美軍欺凌的日本女子」，往往只是要徵用國族情緒的符碼，而不是歷史的真實。如果我們把國族情緒和貞潔想像扣連到一起，所有的「攀攀女郎」就只能是「受盡美軍玷辱」的扁平樣貌。而當歷史告訴我們：「二戰後的『攀攀女郎』透過提供美軍士兵性服務，在戰後貧瘠的社會裡得到了相對富裕的生活。」我們如何能夠面對這個陳述？

站在日本國族情緒和父權秩序的立場，這樣的話顯然令人難以接受。但如果回歸歷史，從「歷史時空中的個人」去思考「攀攀女郎」的位置和限制，便有可能生出對「攀攀女郎」同情的理解。

四、回到結論，也是回到原點

最後，我們還是要回到一開始的慰安婦議題。──當我們談論慰安婦時，我們在談論什麼？

我們談了三個不直接相關的歷史事件，但我們無意要拿任何一個事件來和日本的慰安惡行作類比。正好相反，我們要強調：這三個事件和台灣慰安婦的遭遇，各自都有天差地別的歷史背景，參與其中的人也都不一樣，可以說完全沒有可類比之處。我們要做的，並不是推銷某種廉價的歷史類比，我們要提供的，是一種看待歷史的角度：考量歷史時空中的個人所身處的具體脈絡。

我們在開頭就先講了結論，我們的結論是：慰安婦制度，不但是父權社會以戰爭為名，對女性進行的剝削，更是日本政府藉國家力量施加於平民的惡行。

但如果我們缺乏對歷史時空的了解，這樣的結論，就只能是幾近無意義的情緒宣洩。如果用情緒的方式「想當然爾」地看待歷史，當我們在〈台籍慰安婦首度個案訪查分析報告〉中讀到，有人說是為了「賺錢」而接受徵召，有人說是為了「逃避人際感情包袱」而接受徵召，另有人說是為了「聽說海外好玩，藉此可以去玩」而接受徵召時 [9]，我們該如何理解？

這篇文章「繞道而行」終於繞回結論，其實也是要繞回原點。那個原點，就是歷史時空中個人真實的生命經驗。站在這樣一種歷史觀點看待慰安婦，「慰安婦是不是被迫的？如何被迫？在什麼意義上被迫？」這些問題，也才不必然是對國族情感的褻瀆、對女性貞操的污衊，而可以是一個幫助我們理解歷史縱深的艱難提問。

　
[1] 朱宥勳。2014。《學校不敢教的小說》。台北：寶瓶。頁86。
[2] 周金波的困惑絕非孤例。著名的「灣生作家」真杉靜枝也在小說中表達過類似的掙扎。見吳佩珍。2013。《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台北：聯經。頁23-59。
[3] 何春蕤、丁乃非、甯應斌主講。2005。《性政治入門：台灣性運演講集》。桃園：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頁66。
[4] 讀者也可以想想：為何性工作者需要強調「自願」才能排開那些要「勸良」她們的「善意」？
[5] 「攀攀女郎」英文為 "pan-pan girl"，據說是取性行為時發出的聲音來替她們命名。
[6] 轉引自吉見俊哉著，邱振瑞譯。2013。《親美與反美：戰後日本的政治無意識》。台北：群學。頁100。
[7] 吉見俊哉著，邱振瑞譯。2013。《親美與反美：戰後日本的政治無意識》。台北：群學。頁103-104。
[8] 同前註，頁104-105。
[9] 婦女救援基金會編。1999。《台灣慰安婦報告》。台北：商務。頁70。

看過世界的人為什麼要回到洞穴？

柏拉圖的「洞穴寓言」出現在《理想國》第七卷一開頭。柏拉圖用這個寓言來說明了悟真理的哲學家和一般人的差別。柏拉圖說，人其實都被關在一個地下洞穴，身體被鐵鍊綁住，頭部也被固定，因此人們只能望向洞穴內的其中一面牆壁。在人們身後有一團火堆，火堆前面有一些皮影戲偶，投影到他們盯著的那面牆。這些生來就被關在洞穴的人，理所當然會認為牆上的投影，就是真實世界的全貌。 

柏拉圖接著要我們設想：如果哪天其中一個人被外力拖到洞外，突然看到繽紛世界的他，會怎麼樣？突然的亮光會讓他暫時失明，只能勉強看到物體的影子。要過好一陣子才能看見物體本身。他會在夜晚看見月亮星辰，最後才能看見真正帶來一切光明的太陽。

然後他會怎麼做？柏拉圖說，他會回到洞穴裡面告訴其他人真相。然而，其他人不會相信他。他突然從光明又回到暗處，眼睛同樣不能適應，他甚至無法馬上辨別牆上的投影，其他人又怎麼會相信他？

以前從書上輾轉讀到洞穴寓言，都說這是一個有關「人如何認識真理」（知識論）的故事。但我近年來最大的困惑，其實變成一個倫理問題：那個看過世界的人，為什麼要回去？他能不能去跟世界上其他的自由人做朋友就好，不要再回到洞穴裡面徒勞地勸說？

今天下午重看了一次《理想國》的原文中譯，發現其實柏拉圖對這個問題是沒得商量的。看過世界的人就非得要回到洞穴不可。這是強制性的，或至少是義務性的。

蘇格拉底說：「我們對我們之中出現的哲學家也不會是不公正的；我們強迫他們關心和護衛其它公民的主張也是公正的。我們將告訴他們：哲學家生在別的國家中有理由拒不參加辛苦的政治工作，因為他們完全是自發地產生的，不是政府有意識地培養造就的；一切自力更生不是被培養而產生的人，才不欠任何人的情，因而沒有熱切要報答培育之恩的心情，那是正當的。但是我們已經培養了你們──既為你們自己也為城邦的其他公民──做蜂房中的蜂王和領袖；你們受到了比別人更好更完全的教育，有更大的能力參加兩種生活（註：即哲學生活和政治生活）。因此你們每個人在輪值時必須下去和其他人同住，習慣於觀看模糊影象。須知，一經習慣，你就會比他們看得清楚不知多少倍的，就能辨別各種不同的影子，並且知道影子所反映的東西的，因為你已經看見過美者、正義者和善者的真實。因此我們的國家將被我們和你們清醒地管理著，而不是像如今的大多數國家那樣被昏昏然地管理著，被那些為影子而互相毆鬥，為權力──被當作最大的善者──而相互爭吵的人統治著。」

翻譯成今天的話，這也許就是「知識分子的責任」那一類的東西。但柏拉圖說得比今天的知識分子都更直接（或更赤裸）：philosopher ruler，哲學家皇帝，他就是懂得比所有常民都多，他要負責統御所有國民的政治生活。

「親愛的朋友，只有當你能為你們未來的統治者找到一種比統治國家更善的生活時，你才可能有一個管理得好的國家。因為，只有在這種國家裡才能有真正富有的人來統治。當然他們不是富有黃金，而是富有幸福所必需的那種善的和智慧的生活。如果未來的統治者是一些個人福利匱乏的窮人，那麼，當他們投身公務時，他們想到的就是要從中攫取自己的好處，如果國家由這種人統治，就不會有好的管理。因為，當統治權成了爭奪對象時，這種自相殘殺的爭奪往往同時既毀了國家也毀了統治者自己。」

「若賣淫就死全家」？──女性主義的雙重困境

一位女藝人被懷疑從事性工作，為了澄清，她在電視上公開宣稱：「我若是有賣淫，全家死光光。」無論何種派別的女性主義者，大概都無法接受這樣的集體獵巫。但其中的癥結，並不容易說得清楚，不但可能讓「試圖向外界介紹女性主義」的人陷入兩難困境，也可能讓女性主義內部陷入討論的誤區。
　
昨晚電視上播出「全家死光光」這一段時，我極端坐立難安。為了平復情緒，我向同看電視的母親要求轉臺。母親轉臺後，補充說了一句：「這種沒水準的東西，還是少看好。」

但「沒水準的東西」指的是什麼呢？對我來說，沒水準的當然是新聞媒體呼應全民獵巫的氛圍，讓大眾遂行羞辱蕩婦的快感，順便警告那些有意踰越父權制性道德的女人──「看哪，不乖乖當貞潔好女孩的下場就是這樣！」這種心態的背後，並非許多男人據以自辯的「保護女性」。其背後的道理，是要控制女人的性，從而為自己所用。如果真是為了保護女性，為何要大張旗鼓刺探個別女人的「貞操」，還對她們施加嘲弄羞辱？這說明了父權社會之所以意欲貶低性工作者，為的不是保護女性，而是要保護男人想像中的貞操。這正是令我坐立難安的原因。

然而，對我的母親來說，所謂沒水準的東西其實指的是「電視上播出有關性交易的內容」。她誤以為，我坐立難安的原因是「性交易」這類應該要遮遮掩掩的事被大剌剌提出來討論。然而女性主義的目標，並不是要禁止討論所有檯面下的性；更不是要自命為「性糾察」，對所有性論述進行「政治正確」的審查。女性主義的目標，反而應該是要去除性工作者的污名，使我們可以公開討論性工作的眉眉角角，而不致對個別的性工作者造成傷害。這一點，即便是主張禁止性產業的女性主義者也會同意的。

以我當時的心情，實在無力和母親解釋兩者之間的不同。這裡的兩難在於：我對獵巫行動反感，想要抵制這樣的惡質報導，所以要求母親轉臺。母親雖然轉了臺，但她接受到的訊息是「性工作」這類行為就該繼續遮遮掩掩，不要提上檯面。這樣的認知，卻反而可能使性工作者更困陷在性道德階序的最底層，無法動彈。

另一個兩難則是，女性主義者該如何評價女藝人所說的「若有賣淫，全家死光光」這句臺詞？這裡的兩難在於，一方面我們不應該譴責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不管她實際上有或沒有賣淫，都不該成為獵巫行動的替罪羊。她急於撇清的反應，亦不過就是對群體暴力的直覺反應。但這樣的「直覺」背後，卻彷彿也默認了父權社會用來攻擊她的性道德階序；藉著「撇清」性交易的「髒污」來說明自己的「清白」。

在這裡我提議考慮一個類似的情境：假設某位藝人被懷疑是同性戀，為了澄清，他／她於是公開宣稱「我若是同性戀，全家死光光。」社會將如何評論？站在去污名的立場，面對「是不是同性戀」這樣窺探式的詢問，最好的回答也許是「我是不是同性戀不重要。」次好的回答是「我不是同性戀。」最差的回答就是「我才不是同性戀。」

同樣站在去污名的立場，面對「有沒有賣淫」這類問題，理應也存在至少三種效果不同的回答。筆者並無意譴責該位女星選擇了最差一種回答。因為社會污名的建構遠不是單一個人所能造成，若是要求性污名的受害者為性污名的建構負責，則更是模糊焦點。對照同志運動的例子：雖然臺灣社會至今仍存有對同性戀獵巫式的窺探，但我們很難想像如今還會有藝人藉著激烈撇清跟同性戀的關係來博取認同。但女藝人為了去除被貼在身上的性工作污名，卻不惜以全家人的生命立誓。這可能顯示了同志運動的部分成果，同時卻也映照出性工作污名的頑劣。
　
父權社會利用性污名的機制，借受害者的刀來殺更弱勢的受害者，而並從中博取「保護者」或「好男人／好女人」的美名，此為婦權運動至為深刻的困境。而當女性主義者嘗試向社會溝通，卻又往往伴隨誤解，反而鞏固性污名的構造。臺灣的女性主義運動，無論是主張「爭妓權」或「反性剝削」，同樣都面臨這個「說不清楚」的雙重困境。

貧乏的愛情想像

最近7-11推出一段廣告，演一個男人幫他的前女友去ibon買票，前女友來找他拿票的時候，又跟他說：「再幫我男朋友買一張。」等「前女友」離去，站櫃檯的男店員問他：「幹嘛不拒絕她？不是都分手了？」男人回答：「誰說分手了就不能幫她做事情？」

為什麼有人要當「工具人」呢？

有人自願當「工具人」，也有人看不起「工具人」，但其實兩者的成因是一樣的：異性戀男人貧乏的愛情想像。這其實也不能怪這些異男，因為我們從小被灌輸的典範愛情，就是「專心致志追求女人」的過程，而「追求女人」就是要想盡辦法「對女人好」；彷彿這裡有一個積分版，只要你對女人好，累積夠多了她就會答應交往。這套「愛情劇本」就好比戀愛養成遊戲──女生問問題你要選出正確回答、要記住對方愛吃什麼、要每天噓寒問暖幫忙做事，解鎖夠多的成就之後，就可以破關。破關意味著什麼呢？在普遍級遊戲就是可以跟她交往；在十八禁遊戲就是可以上床。

但，這只是齣自以為是的愛情劇本。誰說只要「對女人好」，就是在追女人？又是誰說，女朋友要用「追」的？難道幫女人買100次ibon，她就應該要跟你交往嗎？這種貧乏的愛情想像，其實正是仇女心態和物化女性的成因之一。許多當了「工具人」卻還是交不到女友的人，常感嘆女人都在利用男人，為她做牛做馬也沒用，女人最後還是選擇了高富帥。這種「女人負欠於我」的邏輯，就是典型的仇女心態（且總要擺出一副自己很可憐的樣子）。而那些順利交到女友的男人，則往往以情場勝手的姿態，擺出自己的「解鎖成就」（女友、正妹），並偶爾對那些交不到女友的「魯蛇」表示憐憫。這種把女人當戰利品的心態，也正是典型的物化。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就可以理解這則廣告為什麼會被一些平常最沒有性別意識的男人批評為「缺乏性別意識」──因為這則廣告直接挑戰了異男想像中愛情遊戲應該要有的樣貌：想盡辦法對女人好，以奪取女人的「交往權」或「交配權」，這樣才算破關。然而廣告裡的男人顯然不在乎破不破關，就只是要幫她做事而已，這樣就夠爽了。這對那些一輩子泡在貧乏劇本裡卻還卡關的男人來說，當然無法接受。就好像有人迷信了一輩子的宗教，有天看到教主說謊的證據，不但不會承認自己被騙，反而會對戳破謊言的人生氣。

然而男人手上的劇本，到底有多少可信度？

讓我引用一段楊雅晴的話：「（追求者寫的劇本）總是在投射，他只看得到他想看的，他只看得到他塑造出來的角色。我根本只是一個被他幻想出來的角色，那根本不是楊雅晴。我看不懂追求者到底在追誰，他在追的根本是一個影子不是我。我隨便就能嚇跑他們，最簡單又最快的方式就是爆粗口。『幹』一個字就可以讓那些自以為在追仙女的人跑光。」

這裡的問題在於：女人在這套「愛情故事」裡永遠只是一個美麗的獎賞，得到之後可以把她娶回家或是搞上床。這套劇本教導我們把女朋友當作一個努力的目標，而不是一個可以交流感情的對象。如果一個男生追女生追不到，我們會勸他更努力，每天幫她做早餐、送貴重禮品（結果反而害人家很困擾）；但問題可能根本不是他不夠「努力」，而是他沒有好好把對方當作一個有血有淚有屎有尿的正常人看待。他不知道對待女人也可以像對待他的朋友一樣，可以一起罵幹，可以深夜一起討論馬習會。幫人家按一按ibon本來就算不了什麼大事，人家拒絕你求歡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然而對「愛情故事」裡專一致志的工具人來說，他沒有別套劇本了，追求失敗就是game over，既然如此，幹嘛還要幫前女友買票？

如果我是廣告裡那個男的，我就會跟店員說，你玩的是戀愛養成遊戲，我玩的是別的遊戲。這遊戲也許叫「前女友的姊妹淘」，也許叫「替人作嫁才會爽的M男」。不是只有搞上床才叫解鎖成就，玩膩了我自會退出，你就別再瞎操心了。

註：楊雅晴〈自婊人生：不給追〉全文，大推：
https://www.facebook.com/100kissparis/photos/a.10152641512746313.1073741840.361098211312/10152638052241313

性解放小QA

Q1：性解放大多只解放到男性嗎？
A1：首先要區分「性解放」跟「性開放」，這點很多人搞混。「性解放」的政治目標是消除性的階層，讓各種性實踐（或不實踐）失去高低階序。例如讓同性性愛跟異性性愛沒有高低階序，恐性跟嗜性也沒有高低階序。而「性開放」的政治目標是要強調「性」是好的，而「不要性」是不好的。所以「性開放」的結果當然只會造福目前在社會上已經擁有優勢性地位的人。但這並非性解放所追求的政治目標，事實上，性解放的政治目標反而是要撤除對弱勢性別的貶抑。

Q2：但是異性戀男人是不是確實比較「性解放」？
A2：我的答案是未必，因為那些喜歡屍體的、喜歡老人的、喜歡小孩的、喜歡SM的、喜歡⋯⋯的都會被貶抑。男人頂多只是比較「性開放」，但沒有比較性解放。

Q3：為何基進女性主義／反色情女性主義經常和性解放派意見不合？
A3：因為出發點不同。性解放派認為當今社會上最具支配性的性實踐是「性保守」，例如性愛畫面上不了檯面，即便是最「安全」非暴力的性愛也會被管制。又例如多人群交在社會評價上比不過一對一性愛，可見性保守觀念下的「道德的性」、「乾淨的性」支配了其他種的性實踐。所以性解放派認為，女性主義當前的政治目標應該是要解除性保守的氛圍。而基女／反色情女則認為當今社會上最具支配性的性實踐是「異性戀男人的性」，例如所有的性再現幾乎等於是異性戀男性對女體的凝視。所以基女／反色情女認為，當前女性主義的政治目標應該是要解構（或是反抗）男人的性。

Q4：性解放派認為，性暴力就是一種身體傷害，不需要強調性暴力傷害了「女人的性／貞操」來讓傷害加重。但基女認為此舉是在幫男人開脫，你怎麼看？
A4：這就是「誰是敵人」的問題。如果敵人是性保守，那就要告訴大家嗜性、性開放也很正常，跟性保守一樣正常。但如果敵人是男人的性，那就要強調女人的性被男人壓抑，這時候「性」就必須要有性別。對性解放來說，性是不應該有性別的，但是對基女是有性別的。因為基女認為女人的性是受壓抑的，如果取消了「性」的性別，就看不出來誰受害誰加害。但對性解放來說，「『性』有性別」這件事本身就應該先被打倒，否則永遠陷在男賺女賠的邏輯裡面，更不得解放。

Q5：基女覺得性解放派會讓他的敵人強大，解放派覺得基女會讓他的敵人強大，何解？
A5：好像無解，囧。但我個人希望他們各自派代表上一集康熙，可能會有幫助。

三個「道德」故事

首先我要講一個有關安海瑟薇的屁股的故事。

回程的時候，遊覽車上放的電影是《愛情藥不藥》。這部片有一些性愛場面，但這是大學生辦的活動，換句話說，車上最年輕的人也已經大一了，會有什麼問題呢？但就在安海瑟薇露出臀部，準備要和男主角在廚房來一發的時候，車上負責控場的同學大概覺得氣氛有點尷尬，於是就按了「下一章」，讓電影直接跳到下一個場景去了。

有人不舒服嗎？可是剛好上一部放的是黑幫暴力片，爆頭、斷手樣樣來，也沒被按過一次快轉。看個性愛場景會怎麼樣呢？John Lennon的名言：We live in a world where we have to hide to make love, while violence is practiced in broad daylight.

再來我要講唐諾出去抽菸的故事。

那天晚上，郭強生顯然是帶著怒意進場的。那次是唐諾和朱天心的朗讀會，唐諾和朱天心朗讀完一個段落，主持人郭強生就開始放炮。他說白天才剛參加完某個文學雜誌辦的對談，被那些年輕寫作者的輕率態度氣到。順著郭強生的話，唐諾接著指出年輕寫作者的大問題：把再主流不過的東西，當作是反抗的姿態。

一個例子是反政府。不是說反政府不好，而是大家把反政府的人當英雄，但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還有一個就是寫性，不是說寫性不好，而是大家把寫性當顛覆，但那是兩百年前的事了。

說完這段話，唐諾暫時離席到外頭抽菸。雖然整個場景很像一群老頑固聚在一起取暖，但隔著玻璃門看見唐諾嘴上的菸冒出火光，那個時候我還是很同意他的。但後來我就發現，問題不僅僅在寫性被當成反抗的姿態，問題在於性總是被當成具有「某種」姿態，例如顛覆的性、藝術的性、教育的性、學術的性，甚至就連色情的性都比隨機日常的性更能夠被理解──我們現在已經有A片了，看這幹嘛？還不如回家看A片就好。

最後，我要講有關朱宥勳的盲腸的故事。

有一位翻譯台灣小說的譯者問朱宥勳：為什麼台灣小說裡面，如果不是把性愛場景當作主題來寫，就是完全不寫？聽到這個問題，朱宥勳覺得真是「突破盲腸了」，畢竟讀者通常只會注意到作者「寫了什麼」，但很難注意到作者們「都沒寫什麼」。正如福爾摩斯教我們的：「狗為什麼不叫」經常比「狗為什麼叫了」更值得在意。在外語小說的對照之下，這個不易察覺但饒富意味的細節就浮現出來了。

朱宥勳的解釋是，台灣小說家有「去具體脈絡」的傾向，連人物時間地點都不願意明確交待，像性愛這樣更加具體的細節，當然就被許多小說家略過不寫。

我的解釋是：對我們來說，性愛是一塊異物。我們可以接受電腦下載A片，甚至現在要辦色情片播映會大概也不會怎麼樣 (註)。但當它出現在日常生活裡，它就是一塊異物，讓人尷尬無所適從，只有放到特定的文類當中才覺得舒適。如果要寫性，我就專書出來寫；要看做愛，你就去找A片。性的日常性不存在，用傅柯式的話來講，是謂性科學的全面勝利。

註：我指的，當然，是相較於1995年的「台大女宿A片事件」而言。

真正奇怪的事

福爾摩斯給我們最大的啟示：真正奇怪的，不是深夜為何傳來狗吠，而是發生這麼大的事，狗為什麼沒有叫？

真正奇怪的，不是為什麼會出現這個「鞏固主流異性戀男性凝視」的交換裸照網站。真正奇怪的是，既然它是「鞏固主流異性戀男性凝視」的網站，為什麼在主流媒體批評之前，幾乎沒人聽說過？

真正單一、刻板、排除邊緣主體的情慾實踐，不是異性戀男性的情慾實踐，而是「不准實踐」。真正單一、刻板、排除邊緣主體的女體再現，不是AV女優色情圖片，而是「不准再現」。

「這也能叫藝術嗎？」──藝術作為一種宗教

Terry Eagleton寫過一本書名很騙人的書，叫做《文學理論導讀》，不知道的人會以為它是《心理學入門》或是《資訊工程導論》這類的大一教科書。我就是因為這樣才讀的，讀了才發現根本不是那麼回事。Eagleton並沒打算好好介紹介紹每一種文學理論的內容，他的重點在於：每一種文學理論的出現，背後的社會歷史脈絡是什麼？為什麼在這個時代，是這種而不是那種理論取得了主導地位，而這種主導性的理論又是為了什麼樣的意識形態而服務？

《文學理論導讀》的第一章叫做「英文的興起」，Eagleton要解釋「英國文學」為什麼會開始出現在大學裡面，成為學科建置的一部分。Eagleton認為，如果只能找一個單一的因素來解釋「英文的興起」，那個因素就是「宗教的衰落」。為什麼宗教的衰落會造成英文的興起？對統治者來說，宗教是最理想的意識形態工具，它告訴你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而且它能夠訴諸人最深層的情感和體驗，讓人全心信服。可是十九世紀的科學發展和資本主義社會的變遷，已經不能夠再支撐這麼多的宗教人口，那怎麼辦？

Eagleton引用阿多諾的說法：「十九世紀大量興起的中產階級，他們最大的危機就在於他們精神的庸俗。」為什麼精神的庸俗會是一項危機？因為他們文化狹隘語言粗鄙，他們無法向位居其下的廣大群眾證明，他們之所以取得今日的地位有其精神上的原因。過去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正當性來自於宗教，到了十九世紀，他們就找上了文學。文學跟宗教都有一個好處：可以觸動人類心靈中最深層的感情和經驗。人人都樂於被文學作品所感動，就像過去人人都樂於被宗教所觸動。「文學能向他們傳播資產階級的道德財富，加深他們對中產階級成就的印象而生敬畏之心。」

Eagleton引用了一段二十世紀初一位牛津大學文學教授的就職演說，今日讀來煞有復古意趣：「英國病了⋯⋯文學必須拯救它。教會已經沒落了⋯⋯英國文學⋯⋯依然要給我們娛樂和教育，可是同時，最重要的是，拯救我們的靈魂和醫治這個國家。」是的，文學就是中產階級的新興宗教，它肩負的是拯救人類高尚心靈的任務。

為什麼想起Eagleton的論點呢？因為台北藝穗節有一檔節目，宣傳照片裸露了男性生殖器，於是就有大量網友批評：「露出生殖器也叫做藝術嗎？」「宣傳gay文化的照片也叫藝術？」本來我很驚訝，我從來沒有在任何當代的藝術理論當中看到，出現裸露畫面的作品不能是藝術。後來我想到了Eagleton的論點：對他們來說，藝術就是淨化人類心靈的工具，是拯救他們貧脊心靈的道德泉源。這樣一想，我就覺得他們的說法有道理起來了。

我反社會嗎？

最近水源檔案館有一個裝置藝術計畫《臺大藏珍閣》，其中一個子計畫叫做「烏托邦之書」。策展人請了我和其他幾個人，在記事本上寫或畫出我們想像中的烏托邦。我的繪畫技術太爛，所以寫了十四篇純文字的東西交稿，每一篇都是一個我嚮往的社會改造計畫。交稿那天，策展人在捷運上閱讀我的那本「烏托邦之書」，突然開始擔心「要是旁邊的乘客發現我在讀什麼怎麼辦？要是他們發現我在讀的書太偏激，有毒害社會思想的嫌疑，我會不會被哪些人抓走⋯⋯」

然後她說了一段我很珍惜的話：

在我看起來，裡面寫的文字就像你有時候在 facebook 上會寫的那些東西一樣，感覺很尖銳、很反社會，尖到我不知道如果不認識你的人會不會覺得這就是個中二的小屁孩，或者說把你看到的很多事情都批判攻擊光光了，那你活在這世界上還能相信什麼。可是可能因為我認識你，因為我聽過你跟我聊的一些東西，因為我們屈指可數的幾次見面都可以聊很多，或甚至因為我知道你會看我在facebook上寫的文字⋯⋯反正因為我對你的認識（也許正確也許錯誤也許不完整），會讓我相信在那些尖銳到不行的文字背後還有種柔軟，把全世界都攻擊解構之後還是會本能地相信一點什麼（或是，質疑和遲疑一點什麼）。只是不知道我這樣的認知或感覺是不是對的。

以下是我的回應：

195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我認為他的問題一部分也是我的問題。他有個很有名的小說叫《異鄉人》，你大概也看過。主角是一個徹底誠實的人，他不願意為了讓自己好過一點而撒任何一個謊。媽媽死掉了，他連裝都不裝一下，沒隔幾天就去跟女朋友約會，後來在沙灘上跟阿拉伯人口角，失控把對方殺了。小說的後半部是法庭審判，檢察官一直強調他對母親之死多麼無動於衷、隔天就跑去玩多麼不當一回事，想要把他塑造成一個純然邪惡的人；就連應該要幫忙他的辯護律師，也在要求他說謊，想要把他塑造成一個善良的人：「你能不能說你不是不難過，只是隱藏起內心的情感而已？」當然，主角拒絕了，他堅持100%地對自己誠實，以至於最後替自己換來了死刑。 

《異鄉人》的法庭想要把主角塑造成一個單純邪惡的人，認為這樣就可以解決事情，然而審判其實並沒有發生，因為法庭上所審判的，根本是一個不存在的想像人物，是他們印象中一個邪惡人物該有的樣子。對卡繆來說，如果《異鄉人》裡面殺人的主角是誠實的，而將他定罪的法庭反而是荒謬的，那麼究竟誰可以審判一個殺人的人？在卡繆所揭露的荒謬情境之下，彷彿一切的道德都相對化了，卡繆難道要逼我們認定殺人沒有對錯嗎？這是很多人對卡繆的批評。 

回到我。我是一個厭惡所有虛偽客套的人，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真實地面對自己，面對人性就是有很多黑暗醜惡的部分。對我來說，倫理道德大部分時候的用途，都是用來貶低別人，假裝自己沒有黑暗醜惡的一面。我討厭道德的語言，我批評甚至是詆毀道德教訓。 

當我的思索誠實到了極限的時候，當然也會有類似《異鄉人》所帶來的那種困惑。但我的解答，或者我能夠做到的事情，跟卡繆不太一樣。 

那我做什麼呢？當我看到一些社會上的邊緣人物、甚至是即將被社會唾棄甚至清除的人物——比方說鄭捷好了，我希望我能夠不帶道德地看他，或者說不帶一般道德地看他。我想要了解為什麼有人會想要去捷運車廂隨機殺人。不是那種自以為的了解，我希望我能夠變成他，去體會這樣一種殺人的衝動是什麼？直到我真的可以想像，下一秒我就決定拿刀出門為止。 

我這樣做是要幹嘛呢？因為我希望對人性能有誠實的了解，了解即便是最最背德的人，他一定有某些我們作為一個人也能夠了解的東西。也許可以說我的企圖心是要去體會所有被社會遺棄的渣滓，或者所有不被社會容許的人們，內心在想什麼。因為平常我跟人互動，不太會用道德的眼光去審判別人，所以自然有很多人願意跟我聊他們心中的黑暗面、他們所做過的不被社會容許的事情。這些人或者有他不可控制的黑暗面，或者有他不可控制的『敗德』的想法，但他們也都知道這一點，這正是他們真刀真槍的每日掙扎所在。正是在嘗試體會這些超出倫理道德的內在聲音之際，我可以感受到某種比較真實的、有溫度而且更重要，有韌度的人性。

我想要讓人類世界也都能正視這些東西，直面這些東西，了解他們的價值。而不是用一種蒼白、單薄、毫無韌性的無聊道德來規制所有人，這樣正正抹煞了我最珍視的東西。也許這就是你說的，「我背後的某種柔軟的東西」。

你看看當代藝術把我們的觀念搞成什麼樣子了！

「我好像看過這些畫欸！」

「你看旁邊的對照圖，他是在模仿一些經典作品。」

「那他模仿得很像欸，那這到底要幹嘛？如果模仿得很不像，那我還可以理解。」

「你看看當代藝術把我們的觀念搞成什麼樣子了！」

暫時的肉身，真實的同情

或許是訂閱習慣使然，我經常在網路上看到許多的創傷書寫，寫自己或朋友過去的傷痛，寫他們如何走出來，或者如何沒有走出來。這類文章假如寫得不知所云、前後矛盾、或者超出現實太遠，往往會被質疑根本是瞎掰的。但要是寫得太精采、太流暢，也會被懷疑是在寫小說。

例如最近流傳的一篇匿名文章，作者說她從國三開始就被熟人性侵，直到高二的某一天，加害人車禍死亡，才終於擺脫魔爪。上大學後幸運遇到一位用心陪伴的男友，才終於走出創傷。因為這個故事真的很有戲劇性；寫作的編排顯然也經過設計，所以底下就有人留言質疑：「這是在寫小說嗎？」

我不知道網路上的這些創傷書寫到底有多少是小說。——或者，到底要寫實到什麼程度，才能不是小說？有過寫作經驗的人應該很容易看出，這篇被熟人性侵然後走出傷痛的文章，必然是經過了有意識的剪裁、重組。為了向這些幾乎沒有共同生命基礎的陌生網友說故事，作者必然要去掉一些難以交代的細節，甚至變更一些事件的先後次序和因果關係，才有可能寫出一篇這麼流暢的故事。

這篇文章因此必然有著虛構（fiction）的成分。但這些虛構的成分，使得這篇文章遠離了真實，或是更加接近真實？

記得某位小說家講過一段話，大意如此：一名女子被一個高大壯碩的男人拖到暗巷，拿球棒毆打之後性侵。事後警方找到這個男人，發現他身材普通，拿的也只是一截塑膠管而已。問題來了——前後敘述，哪一個比較接近真實？

義大利名導貝托魯奇的話：「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不是歷史學家。⋯⋯和歷史相比較，我更喜歡神話，因為歷史以真實開始，然後走向謊言。而神話從謊言和幻想開始，然後走向真實。」

在故事裡面，在小說裡面，有它不可取代的「那種」真實。我並非嚮往一種去歷史的認識、否定那些分分秒秒切實發生的事。恰恰相反。我所理解的「小說的真實性」在於：它們把敘事還原到一個個暫時的肉身身上，小說讓這些暫時的肉身（同時也就是我們），去經歷那些別人生命中切切實實發生過的事。同情，肉身式的同情，這是我所理解的小說，好小說，在給予我們的東西。

村上春樹曾經談及「小說家的任務」。村上在九〇年代後期，訪問了東京地鐵毒氣事件的倖存者，寫成了一本口述訪談錄。這部訪談錄不是小說，是完完全全的紀實文學、報導文學。小說家改行了嗎？紀實文學也是「小說家的任務」嗎？


「我希望您能側耳傾聽人們說話的聲音。」

「不，在那之前請您想像那是您自己的事。」

「時間是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星期一。很舒服的初春晴朗的早晨。風還有點冷，走在路上的人都穿著大衣。昨天是星期天，明天是放假日——換句話說是夾在兩個假日的夾縫中。您可能正想『今天真想休息』。但很遺憾因為種種原因您無法休假。」

「因此您在平常的時間醒來，洗過臉，吃過早餐，穿上西裝走向車站。而且和平常一樣上了擁擠的電車要去公司上班。那是沒有任何改變和平常一樣的早晨。看不出有什麼差別，只是人生中的一天而已。」

「直到戴著假髮，貼上假鬍子的五個年輕男人，用砂輪磨尖的傘尖，刺破裝了奇怪液體的塑膠袋為止。」


「同情」經常被形容為人性中高貴的一種情操，但以它稀缺的程度而論，我很難相信人人生而有之。但至少對我而言，如果我今天能有一點點同情的能力，我想那應該是小說（以及故事、電影、報導、etc.）教我的。

誰在乎陳澄波緊不緊張？

我發現我們正在用一套只能容納整數的語言。當你想要描述小數點後第三位，或是加一個根號二，沒有人會理你，他們只聽得懂123。

事情是：一位收藏家的作品遭竊，某位主播竟然脫口而出「畫家陳澄波本人也相當緊張，希望大家一起幫幫忙」。我跟笑話這位主播的人一樣愛這段影片，但我有不同的理由。無知固然可笑，68年前被槍決曝屍的畫家竟然還會緊張，荒謬得很好笑。但假若這位主播講的不是陳澄波，而是某位在世的畫家「本人也相當緊張，希望大家幫幫忙」——這樣好像就不荒謬、不可笑了？

我喜歡這段影片，因為它暴露的不只是主播的無知，它暴露的是語言的壓迫。說話的人往往並不在乎口中說的那個人是怎麼想的，甚至不在乎自己真正是怎麼想的。既然這段對話需要一些填補空白的廢話，那就讓畫家本人緊張一下吧，作品丟了，他當然應該緊張的嘛！就好像他們看到裸體總要說「讓人臉紅心跳」、「看得人好害羞」。我每次都想問：到底有什麼好害羞？

我痛恨這些其實很傷人的慣用語。說的人以為這類說法只是俗成、客套，但正因為它俗成、客套，被誤解的人完全無從反駁。今天的奇觀長在這位主播身上，是因為陳澄波死了，「妳不曉得陳澄波是嗎？好無知哈哈。」但，要是陳澄波沒有死，而他又不緊張的話，今天奇觀就會長在陳澄波身上了：「你不緊張就算了，幹嘛還要刻意強調？這有什麼澄清的價值嗎？」

一個只有123可以被了解的世界，根號二只好去自殺。

如果重來一次

最近要畢業的學弟妹都收到台大寄發的「畢業問卷調查」，其中一題問道：「如果重來一次，你會選讀現在的科系嗎？」我忘記三年前我有沒有收到類似的問卷，但我的答案很清楚：不會。如果要重新選擇一次，我想我會選擇外文系、歷史系或人類系。

2008年我志願單上的第一名其實就是外文系，當時的理由很簡單，就是喜歡文學，但是沒有考上。後來我發現念政治系有兩個好處，首先它比較好混，所以多的時間要學一些其它學問比較容易。我回顧大學影響我最多的課程，幾乎都是在外系修的，例如范雲老師的社會學、楊貞德老師的西方民主思潮、黃光國老師的知識論與方法論、文哲老師的現象學、黃俊傑老師的中國哲學經典選讀、柯慶明老師的台灣現代主義小說（研究所時期還有劉少雄老師的詞學批評）。感謝政治系給了我博雅教育的空間。第二個好處，就是社會科學問問題的方法給了我一些理解人類現象的分析框架。

記得楊佳嫻提到過，她在清大上大一國文，學中文的學生傾向把文學成就歸功於作者的天才，學人社的同學傾向去分析作者身處的社會脈絡。這兩種觀看方式未必有優劣，但如果我沒接觸過社會科學式的提問方式，我可能也會比較難進入後者的思考紋理。至於為什麼不要再讀一次政治系？因為我雖然喜歡社會科學式的設問，但是對於政治學熱衷處理的議題，我沒有那種生命式的熱情（這也是花了好些年才認清）。我反而對於文學批評、文學史、知識史、文化研究等的題目（雖然一知半解）更有熱情。我已經在政治系得到對我最有用的東西了，再深入下去，也不會找到更多我要的東西。要是重來一次的話，那當然是要選其他的。

對「搶救國文聯盟」的碎念

每年五四，「搶救國文聯盟」都要出來秀下現。對於他們每年都一樣爛的主張，我實在懶得多說。翻出一篇去年罵他們的舊文，貼在這裡，就算罵過了。反正，他們的主張不只每年都一樣爛，而且爛得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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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奇在想一個問題：根據我中學六年上國文課的經驗，古文比例當然是很高的，至少超過課文半數篇幅。古文當然絕大多數都是「中國大陸」作家的作品，只有連橫的《台灣通史》或許可以算是台灣文學作品。聽說有的版本還選了郁永河的《裨海記遊》，國文課本裡面既是古文又是台灣文學的，大概就這唯二兩部作品。這當然是因為台灣文學中以古文書寫者比例較低，又是好作品又是古文的就更少，所以勉強只有這兩部。但是談到現代文學的時候，特別是49年以後的當代文學，國文課本卻幾乎全都是台灣作家的東西，我們讀了簡媜，讀了陳列、阿盛、余光中、龍應台、莫那能、鄭清文、楊牧，但都沒有讀過王安憶、史鐵生、韓少功、蘇童這些人，更不要說馬華文學，乃至於華美或其他地區的華語文學了。

國文課本的編纂策略，著實耐人尋味：一方面為了要推廣中國文化傳統，所以要介紹古文；同時又為了證明中文有用、中文不死，所以要介紹當代文學作品。妙的是國文課本編纂者既以「全世界都在使用華文」來證明其學科正當性，卻又只給我們學「中華民國台灣」的當代中文作品，灌輸學生只有「中華民國台灣」才是中文正統繼承者的狹隘觀念，其結果便使我們忽略了世界其他地區也可能是中華文化的繼受者。此舉恰與「搶救國文聯盟」所謂「全世界都在學中文，所以我們也要學」的理念背道而馳。

好笑的是，當教育部討論調降國文必修時數，並將本土語言列入必修科目時，引來的典型批評竟然是「別的國家都在全球化，只有台灣在搞意識形態本土化」。殊不知，不唯鄉土語言是意識形態本土化，我們的國文課本更是不折不扣的意識形態「本土」化。其不同之處恰恰在於，後者以「本土」為中心排除他者，前者卻嘗試將原住民語、閩南語、客家話甚至越南語、印尼語等新住民語言，全部納入「本土」範疇之內。這兩種觀點，哪一種才是狹隘的，哪一種才是開闊的呢？

一首歌，兩個世界

2010南非世界盃期間，非裔歌手K'naan的歌曲Wavin' Flag被可口可樂公司選為官方指定曲，重新錄唱成十七種語言、二十多種版本，在全世界一百六十個國家播送。Wavin' Flag受歡迎的程度，幾乎擊敗了當年世界盃的官方指定曲。在K'naan本人演出的MV裡面，各色人種在非洲大陸的泥沙和草地上追踢足球。陽光免費，足球亮白如新，所有人都在迎接世界盃許諾的繁榮、歡樂、希望和愛。

但我知道，這首歌原本不是這樣的。這首歌最早發行的版本，歌詞是這樣寫的：

So many wars, settling scores.

Bringin' us promises, leaving us poor.

I heard them say, love is the way.

Love is the answer, that's what they say.

But look how they treat us, make us believers.

We fight their battes, then they deceive us.

Try to control us, they couldn't hold us.

'Cause we just move forward, like buffalo soldiers.[1]

K'naan本人從來不願意「解釋」這首歌在唱什麼，但是在他所寫的童書裡，他描繪了這首歌背後的那個世界。人生的前半段，K'naan在索馬利亞的街道上度過。童年的他在田間想要挖馬鈴薯，卻挖到了一顆手榴彈。在摩加迪休，三位童年好友被一個年紀只比他們稍大的青少年槍殺。13歲的時候爆發了內戰，K'naan跟隨母親輾轉來到多倫多。人生的後半段，走在北美的街道上，K'naan開始把胸中的詩意化為歌曲。

然而，這些跟可口可樂的企業形象怎麼搭調呢？當然不行，所以他們改了歌詞：

Celebration is around us, every nation, all around us.

Singin' forever young, singin' songs underneath that sun.

Let's rejoice in the beautiful game,

And together at the end of the day.

李焯雄寫的中文版歌詞則是：

頭昂起來 暢爽開懷

天涯不過 你我胸懷

青春是一首歌

迎著光讓我們一起唱

看世界就在我們腳下

把夢踢到天際無限大

那些後來從世界各地電視揚聲器裡飄出來的各國語言版本，歌頌的彷彿都是同一幅榮景，卻和K'naan的原曲判然兩個世界。我該如何告訴你，當我聽到原本時的感動，以及再回去聽可口可樂版時，我所聽到的濃厚塑膠感。塑膠的聲音、塑膠的情感。世界盃來了就走，留下滿倉庫滯銷的烏烏茲拉。

在Youtube上，原版和可口可樂版的點閱數量，彼此差了恐怕有100倍以上，不用說，當然是後者樂勝。我當然喜歡原來的版本，但矛盾的是：假若沒有可口可樂的版本，我很可能不會聽到這首歌，也不會去搜尋它原來的樣子。我的另一重矛盾則是：這首歌的原版和可口可樂版，K'naan本人都有參與演唱。對於可口可樂的版本，他本人表示「非常驕傲」。K'naan說，人們說他是饒舌歌手，是作曲人，但他其實把自己看作是一個詩人，就像他的祖父，一個政治詩人，「但是從未忘記愛的力量」。

好吧，也許祖父的愛，跟世界盃許諾的愛，畢竟是不一樣的吧。

Wavin' Flag: http://youtu.be/vnQHb9M8vbk

Wavin' Flag (Coca-Cola Celebration Mix): http://youtu.be/WTJSt4wP2ME

[1] 布法羅士兵（buffalo soldiers）：「布法羅士兵」是美國印第安戰爭中，美國原住民給美國陸軍中的非裔隊伍取的綽號。後來在流行文化中成為黑人勇士的代名詞。

那麼，我先睡了

向我們的愛道聲晚安

替他蓋上被子

想起一些往事

1歲時躁動的心

3歲學會了言語

5歲開始叛逆

寫下我們都讀不懂的詩

我想

我們的愛，終究是要

長大的

（2015.2.7初稿，2015.4.13定稿）

童年的建立

Recreation

Recreation,

with Paper by 53.

學者的倫理與行動者的倫理

最近「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的命名案通過了。消息出來後，一位推動這件事情的朋友，卻和一位研究過這段歷史的同學吵了起來。原因是，在某一次說明會上，推動命名的朋友特別向研究這段歷史的同學請教了陳文成事件的經過。當他們談到了某些細節時，後者忍不住產生了一種「你怎麼連這也不知道」的詫異。正因如此，命名案通過後，那位研究歷史的同學就對那位推動命名的朋友提出了質疑，認為他所以要推動命名，會不會「只是受到意識形態驅使」，而不是真的要做轉型正義。

他們的爭執，使我想起了我個人的困惑——知識學習者（學者）的倫理，和政治行動者的倫理，彼此之間的衝突應該如何協調？這個困惑，自從我開始參與政治以來就不斷出現。我個人的天性傾向是比較接近於學者性格的，我喜歡於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大致弄清楚以後再做決定。然而同時，我卻又認為人有責任對過去歷史做出當下現實的回應。這當中的矛盾就在於：如果要推動轉型正義，那就必須先弄清楚歷史，但是，誰有把握說她／他真正弄清楚了歷史？

今年228期間，不少蔣銅像輪番被各路人馬潑漆。潑漆當然可能是轉型正義的一種方法，但我的疑慮在於：那些去潑漆的人當中，有不少恐怕都是活到二十多歲之後，某日在一個社團聚會或政治演講的場合，才「突然知道」國民黨殺過好多好多人。甚至，某一個自稱「覺醒公民」的臉書專頁，還寫了一篇「今天是228紀念日，68年前的今天，就是台灣人被大屠殺的日子」這類完全沒搞清楚狀況的貼文。而在228過後，許多人看到管仁健談「308大屠殺」的文章，才彷彿第一次聽說「308大屠殺」一樣。

我當然知道228的許多真相至今仍未明朗，沒有真相也就沒有原諒。但我的疑惑是：這些「突然知道」的人們，在他們「突然知道」之前，到底都在幹嘛？他們不知道，許雪姬、張炎憲、陳翠蓮、陳儀深⋯⋯這些學者的研究已經出版多久了嗎？怎麼搞到現在才「突然知道」？

就這個意義上，我想我可以理解那位研究過陳文成事件的同學的質疑。歷史畢竟不是一件衣服，穿上去一件「本土史觀」，就可以自稱了解歷史。如果硬要比喻的話，歷史比較像是一本厚書，你買完書之後，事情才要開始，絕大部份的事情，你必須自己去看才會知道。

在對歷史有一定程度了解之前就馬上行動，我認為那遠不是轉型正義方法。畢竟，轉型正義的第一要務，就是要了解歷史的事實。我認為，不只是轉型正義如此，假如你要做一個政治行動者，那麼首要條件就是要具備足夠的政治知識。而假如你要做一個記憶政治的行動者（如推動轉型正義），首要條件當然就是要具備足夠的歷史知識了。

然而，然而，然而，很重要所以說三次——我知道這個說法也有它的危險性。這個說法很容易讓人以為，我們一定要完全搞清楚歷史之後才能行動。然而事實上，沒有人能夠完全搞清楚歷史，那到底誰才有資格行動？事實上，而這個「凡事必須先弄清楚」的學者倫理，往往也變成知識分子「不做行動」的藉口，而所謂倫理的背後，或許掩藏了更多的懦弱（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

這也就是我所謂的「學者的倫理（指知識的學習者的倫理）」和「行動者的倫理」之間的衝突。以前的我為了同時照顧到學者的倫理與行動者的責任，處理這個問題，對自己進行了角色切割。我把自己區分成「行動時刻的我」和「平常時刻的我」。當我決定去執行某個政治行動，我便暫時進入「行動時刻」，此時的我服膺政治行動者的倫理，關心什麼方法可以達到我們的政治目標。而當這次政治行動結束之後，我便回到「平常時刻」，關心什麼方法可以更接近歷史的真相。這就好像有人喜歡把Mac切割成雙系統一樣，當必須要跑windows程式的時候，就把Mac切換到windows系統。但這兩種系統彼此互不相容，無法同時運作。

我把這個想法和那位推動命名的朋友討論（他也是一個對知識與行動的自省能力很強的人），他卻認為這中間沒有「衝突」。對他來說，「當下所做出的行動，和過去所累積的的知識是有關的，作為一個充足知識的行動者，才能做出比腦衝更多的政治判斷。」——也就是說，雖然他也明白行動者和學者是不同的角色，但兩者之間的運作邏輯並不衝突，反而正因為同時也是一個學者，當他作為一個行動者的時候，會比別人對當下的行動有更加深刻的認識。

這位朋友作為行動者的成分，畢竟還是比我多了許多，因此當他看到有人質疑他「是不是只是意識形態的驅使」時，還是難掩激動。我必須要說，其實我很能理解那位同學對他的質疑，因為在我大學的時候，我看待轉型正義的眼光就是「都只是受到意識形態驅使」。但當時的我無法回答的是，那究竟誰才有資格能夠「真正地」透過行動來回應歷史呢？——我對歷史和政治的反省，怎麼最終會成為限制了我不去做任何行動的藉口？

在這件事上，我得要感謝我朋友。因為他捲在這麼多政治行動裡，連帶也把我一起捲進去。對他來說，對於歷史知識的了解，加深了他對於行動的認識。而對我來說，因為曾經親身進入過一些「行動時刻」，才使我對歷史有了更多面向的思考。或許「學者」與「行動者」的倫理，確實不如我原本所想的那般「互不相容」。

大驚小怪

昨天一位同所同學在臉書上抱怨：

「是我太大驚小怪，還是我應該繼續覺得他們特別？今天在男廁小解時，旁邊跑來一位對面所的同學，他像幼稚園小朋友一樣，把整件褲子拉到屁股以下小解……」

下面的留言：「是不是長的胖胖戴粗框眼鏡？」「就是那位沒錯，以後我要叫他脫褲哥。」

什麼叫做大驚小怪，這樣就叫做大驚小怪啊。什麼叫做關你屁事，這樣就叫做關你屁事啊。上廁所時露出一對屁股並不會傷害任何人，幫別人取莫名其妙的綽號才會，好嗎？

我可以是個拉子

前天一個獨身很久的學長說，他其實很想要有小孩。我就開玩笑說，那是不是要趕快存起來，免得找到對象的時候就來不及了。後來另一個朋友說，這個玩笑開得很大，因為它戳中了「男人最重要的東西」——雄性象徵。但是，我並不認為雄性象徵是男人最重要的東西。

「那什麼才是男人最重要的東西？」

老實說，我還真想不到有什麼是男人非有不可的。當然，這個問題拿來問我，那根本就是問錯人了。因為這個問題只對那些在乎男性認同的人有意義，他們透過彼此確認「男人最重要的東西」，再一次印證自己「是一個男人」。然而對我來說，我又不在乎自己是不是男人，因此不管男人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對我來說都沒有差別。

但弔詭的是，我卻很在乎「女人最重要的是什麼」。我想那是因為，女人是我慾望的對象，所以我很在乎我喜歡的女人會是什麼樣子，我也會替女人們排出一個屬於我個人偏好的順序。

「所以，你可以是一個拉子？」

我想是的，我可以像一個異性戀男人那樣去愛女人；也不妨像一個拉子那樣去愛女人。

補記：女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大驚小怪。我最受不了大驚小怪的女人。

2013年11月30日

三十萬人的那邊，花五百萬元登廣告，動員幾十部遊覽車出出入入，目的是阻止某些相愛的人在一起。另一邊只有六百人，開一台破發財車，用麥克筆自製看版，唯一的目的，只是想和相愛的人結婚。如果當天，耶穌基督就在台北，你覺得祂會站在哪裡？

「逞強」

我又感冒了，似乎是每年都要感過一次冒才算過年。去年那一次，感冒引發的燒聲竟然持續了一個多月。那段時間內，我的聲音完全變了，說話時，彷彿是另一個人在講我的話，有點不真實，更多的是好笑。

感冒這件事，使我想到，我似乎是一個很愛逞強的人。我說的逞強，指的是不希望別人覺得自己有什麼問題，喜歡裝沒事，不歡迎別人的關心，更討厭接受安慰。小朋友生病，最難過的事情大概還是打針吃藥看醫生吧？對我來說，生病感冒最難過的事情不是這些，而是必須承受大人的焦慮。每當感冒時，家人就會叫我「多穿一點」、「要去看醫生才會快點好」……但我真正需要的只是喝杯溫水，好好休息。因此到了現在，每當鼻水不停、咳嗽不止的時候，即便拖著病體，我還是不願意待在家裡，反倒喜歡「出門休息」。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也許是我討厭被罵吧？我從小是個乖小孩、好學生，在父母老師眼中，我的麻煩除了太過害羞，大概就只有太常生病了。因此生病的時候，幾乎就是我唯一會被責罵的時候。「以後還敢不敢穿那麼少」「看看你的爛鼻子」……說真的，跟這些責罵比起來，我一點也不覺得感冒是多不舒服的事情，所以，我還寧願裝沒事，撐過去。

這個怕被罵的心情，長大之後也許就變成了「怕被批評」吧？這就是我要說的逞強了：就是明明做得有點勉強，但卻總要投入更多時間心力一試再試，非要做到自己也可以接受了，才敢把成果拿出來示人。也因為這個習慣，我做事情總是比別人慢很多。但這個習慣似乎也有好處：正因為擔憂自己會被批評，怕人家覺得自己不好，所以做得更認真更投入，成果也就往往超出預期。

比方說，最近答應幫忙某位老師做的訪談工作，紀錄一位學者的學術經歷。本來都以為只是很簡單的工作，只要準備幾個問題請他回答就好，但實際進行之後，發現有很多值得深究的地方，於是我就開始埋首書堆，提了一些我自己覺得比較有趣的問題。結果老師因為我多做了這些事，也變得更加認真，最後我們擬定了一個比較深入的訪談綱要。

就結果來說，這似乎是件好事。但我是不是應該更自在一點，別再那麼彆扭，老是想著要「逞強」呢？

司法官只會考試？

去年323衝進行政院的人，有的人被起訴了，有的人沒被起訴。幾位朋友都不懂法律，搞不懂起訴或不起訴的標準，於是我們打開臉書，請教一位考上司法官的朋友。結果那位朋友回答：「題目通常都會給你充分的條件啦！」天，他怎麼會認為我們在問他考試技巧啊......

路人有路人的艱難

在318運動裡，我是一個純粹的路人。我所做過的全部事情，就是到青島東路靜坐一個禮拜，沒了。每當他們爭論運動路線、抱怨決策程序的時候，我完全插不上話。但是這些都不是我的重點，因為路人有路人的艱難。關於318，我有三個屬於路人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是我親身遇到的。那天坐公車經過青島東路，鄰座的中年女士忽然轉頭問我「你是台大學生嗎？」她接著說：你們年輕人眼光別這麼狹隘，全世界都在跟中國貿易欸。⋯⋯你很崇拜賈伯斯吧？以前我跟我先生住在美國的時候，他們的年輕人多麼ambitious啊。（我說英文你聽得懂吧？）

是的，當然，我聽得懂。我不只聽得懂英文，我還聽得懂她話語中透露出的，很多別的。別誤會，鄰座女士畢竟是一個有修養的人。她熟讀耶穌行誼，仰慕美國的強盛與文明，對我說話時非常和氣——畢竟，我是一個聽得懂英文的台大學生。

但耶穌是誰呢？我看到他替貧農、妓女和痲瘋病人施洗，他們中間沒有人會說希臘語。我看到他同剝削農民的祭司相爭，打翻了聖殿裡堆放銀幣的桌子。而美國是個什麼地方呢？它除了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我還看到它是一個迸發民權運動的地方，是一個每天有人為了性別平等而爭辯的地方，是一個當少數人遭受歧視時，會有人上街舉牌的地方。

然而，面對眼前這位溫和有禮的女士，我該如何回應她呢？畢竟，我之所以看到這些，多多少少，由於我是一個聽得懂英文的台大學生。

第二個故事，是看來的。退出議場的前一天，現場氣氛相對和緩了些。三五人聚在一起喝酒唱歌，攤販在路邊烤著免費香腸。「真是便宜了那些街友。」一個排隊領香腸的學生這麼說。

自此以後，我再也無法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這場運動究竟所為何來？我告訴自己：就算我老到忘了這整場運動，也要努力記住這個故事，以及它所帶來的困惑。

第三個故事，其實不是318運動了，是緊接著發生的428反核運動（佔領忠孝西路）。一個反對蘭嶼核廢場的原住民女青年，在抗議現場遇到了一個原住民鎮暴男警。「你知道另一個排灣族部落也要被放核廢料嗎，」青年問：「你是哪一個部落的？」鎮暴警察於是別過頭去，眼神埋進了盾牌圍牆的最深處。

這兩個人是誰呢，我問自己。他們是注定相遇的抗議民眾和鎮暴警察，還是不期而遇的兩個原住民青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們兩個都是這整起事件的路人。他們無力決定這個世界的走向，卻各自都有無可奈何的理由，走上了這同一條街。

同樣作為一個路人——如果哪一天，我剛好就是那位鎮暴警察，我會握緊盾牌繼續壓制，還是偷偷轉過頭去？如果哪一天，我剛好就是那位抗議青年，我會因為這場戲劇般的遭遇心灰意冷，還是更加痛著恨著這個世界？

路人有路人的艱難，面對這篇文章的所有問號，我統統沒有答案。

註：本文後兩個故事，源自於以下兩則貼文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dee-chen/隨筆/10152127307469633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2821483093975

回歸老派書寫

臉書越來越無聊了。以前的臉書有太多新奇的訊息，各門各路的朋友轉貼他們認為重要的社會議題，再熱情地加上自己的評論。近來不曉得是臉書的計算法則變了，還是大家都累了，這類文章越來越少了。即便有，談的也大致都是一些我們大致可以預測的觀點，Haters gonna hate; leftists gonna be left. 而我自己，也逐漸厭倦於不斷注意貼文的按讚數量。

一開始注意自己貼文的按讚數，是因為急切地渴望被閱讀，被談論；而現在則反而開始擔心「貼這樣的文章會不會太不禮貌？這是公開場合耶，大家都會看到耶！」為了維持某種「臉書禮節」，而去關注自己的按讚數量，藉以維持某種最底線的場面和客套，這完全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書寫習慣。兩種都不是。

或許，也是懷念大學時期的知識消化模式吧。因而，我重新開張了部落格，叫做「回歸老派書寫」，回歸老派書寫。

「歷史」與「當下」的政治

有人說，向偉人銅像噴漆是「獨裁行為」，沒有得到民主程序的認可，是謂民粹。至於偉人本人雖然也很獨裁，但「那個時代誰不獨裁」。這個說法顯然是在劃分「歷史」與「當下」的界線：凡是大時代大環境之下所發生的無可奈何之事，那麼就屬於歷史的範疇，是時代的悲歌。而對於「當下」發生的事件，我們就必須拿著應然的量尺嚴格丈量，並在它們溢出尺杖的時候嚴加批判。但是，「歷史」與「當下」究竟該如何區分？我認為這個問題，其實就是「歷史的政治」（politics of history）的核心。

試舉一例以說明。向偉人銅像噴漆，固然是非經民主程序認可的行為；但偉人銅像的設立，難道一開始不就是非經民主程序認可的行為嗎？共和國當下的民主，並無法替歷史上的人們做出決定（民主無法回溯），所以共和國的人們，只有透過另一個當下的「非民主」行動，試圖把銅像所代表的歷史印象給銷融掉——並同時再凝鑄另外一幀「無辜者」和「責任者」的歷史圖像。對於噴漆者來說，這不叫做「銷毀歷史」，這反而是要歷史「回歸原貌」，讓歷史回復成沒有獨裁統治之前的樣子。說到底，這其實也是在區分「歷史」和「當下」，只不過他們畫線的位置並不一樣，他們要把安坐在「歷史」沙發上的偉人，拉到「當下」的責任法庭上。

然而另一方面，對許多反噴漆者來說，血腥鎮壓及白色恐怖的慘劇，是被後人無限制誇大用以謀求政治利益的；而這也正是他們所要銷融的歷史區域——他們嘗試把血腥鎮壓及白色恐怖的歷史記憶「當下」化。可見噴漆者和反噴漆者矛盾的核心，就發生在他們對於紛雜歷史記憶中的何者應該進入「歷史」，何者又應該發配到「當下」缺乏共識。

什麼該被史筆所書而凝固下來，什麼又該被銷融，這就是歷史的政治，或者更精確說，是一種「歷史記憶的政治」。然而令人困惑的地方在於，依照「歷史」一詞的嚴格意義，任何發生過的事件其實都是歷史。是故所謂「歷史」和「當下」的劃界，究其實必然都是某種「政治」上的判斷。

而我們必須記得的是：民主無法回溯。共和國當下的民主，永遠無法替更早以前的歷史主體賦予任何（不）正當性。「歷史的政治」，它屬於過去，屬於記憶；它是無法「民主化」的。是故，任何在歷史的政治中展開的衝突，似乎都只能是敵我劃分的政治。正是這一點引起了我對轉型正義方法論的最大困惑，或者不安。

韋伯與「官僚化」

韋伯說現代社會不可避免地會導向「官僚化」。請注意，韋伯說的是「現代社會」，而不是「資本主義社會」。事實上，他認為社會主義革命「沒有太大用處，因為它無力解決現代社會主要的問題，也就是社會生活的『官僚化』（Bürokratisierung）。根據他的看法，在這種過程中，不管生產工具隸屬於誰，官僚體制只會毫不留情地壯大下去。」

「角色」和「角色的幻影」面對面

《唐吉訶德》是一部起源於許多「先決條件」的小說。比方說，如果沒有在它之前流行過種種正正經經的騎士小說，那麼塞萬提斯也不會起心動念要去嘲諷它們，這樣一來，騎著老弱瘦馬的唐吉訶德的背影也許永遠也不會浮上塞萬提斯腦際的地平線。

《唐吉訶德》的第二冊則更是先決條件的產物。《唐吉訶德》的第二冊在第一冊已經廣為人知數年之後才開始動筆，市面上還出現了不知名作者的山寨續集。當塞萬提斯看到這個山寨版時，起先怒不可遏，後來卻決定幽他一默。第二部的最後，唐吉訶德和桑丘被冒險歷程中的挫折擊倒，決定回返家鄉拉曼查，途中他們遇到一位叫做阿爾瓦羅的剽竊慣犯，阿爾瓦羅一聽到他們的名字就驚訝不已，因為他所認識的桑丘和唐吉訶德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

《唐吉訶德》必須重讀

《唐吉訶德》是一部滑稽之作，但遠不是只有向風車宣戰這種表面上的滑稽。根據米蘭．昆德拉提供的讀法，它還有一種遠為細膩的滑稽，而且必須在重讀的時候才看得出來。例如說，小說裡有一位和藹的鄉下士紳邀請唐吉訶德來家裡作客，士紳的兒子看出唐吉訶德是個瘋子，所以對他愛理不理。後來唐吉訶德聽說士紳的兒子是位年輕詩人，馬上請他朗讀自己的詩作，士紳的兒子竟也欣然應允，等他得到唐吉訶德的恭維之後，更是眉飛色舞，樂不可支。

我們第一次讀的時候，會在士紳兒子「欣然應允」之後開始發笑，笑這位年輕詩人竟然把一位瘋子的捧場當回事。但我們第二次看的時候，我們會在士紳兒子對唐吉訶德愛理不理的時候就開始發笑。根據我自己的體驗，等到看到「欣然應允」的部分時，我反而不覺得有什麼好笑了，倒是油然生出某種世事如斯的感嘆。

米蘭．昆德拉說，這個不只是重讀的特殊經驗。這個其實就是人類年長以後看待世界的方式。老人因為太有經驗了，每一次遇到事情，或多或少都像在重讀，所以他們很容易比年輕人早先一步笑出來，能夠讓他們不帶滑稽、嚴肅以待的事情也越來越少。

張惠妹的對手是誰？

「五燈獎」是我有記憶以來最早期的歌唱比賽節目了。當年張惠妹在五燈獎選唱了〈海上花〉這首歌，當她唱到「徜徉在起伏的波浪中隱隱地蕩漾」的時候突然忘詞，只好唱成「徜徉在徜徉的徜徉中⋯⋯蕩漾，是我的一生」。就因為這一句忘詞，張惠妹丟了五燈獎衛冕者的地位，讓挑戰者「黃小姐」挑戰成功。這一段影片很有名，因為張惠妹自己也說，這是她早期出道前的重大挫敗，讓她日後十幾年既不願唱也不願聽〈海上花〉這首歌。

所以當電視節目製作張惠妹特輯，總是要把這一段當年五燈獎忘詞的影片翻出來重播。但每一次，他們都只剪了張惠妹的畫面，甚至在評審宣布「黃小姐」挑戰成功之後，鏡頭也只帶到張惠妹眼含淚水的畫面。我好想好想知道，「黃小姐」的歌聲究竟聽起來像什麼？